摘要：莫言小说新作依然来自于“故乡人事”，但却呈现出新的精神特征。其中融入了对于时代新生问题的新的表现，尤其直面真实存在而又两难处理的时代境遇，显示出问题的复杂性和时代的不确定性。在其新近创作中，莫言将人性特征复归于日常生活及其民间道德的层面加以表现，对于人性之善恶难辨提供了超越性的理解。其新作中恩仇并泯的精神旨归，融入日常生活的经验和体验，除了固有的民间道德使然，还有基督精神的显现和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儒释道精神传统。
关键词：莫言小说 精神特征 恩仇并泯
从2012年10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隔五年的“间歇期”，伴随着2017年9月开始陆续问世的莫言新作，莫言研究引发新的关注。以小说创作而言，其代表性新作主要在于短篇小说，包括《天下太平》、以“故乡人事”命名的《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镰》《等待摩西》和《诗人金希普》《表弟宁赛叶》。尽管这一系列的创作依然来自于那个广义的“故乡”，但却呈现出新的精神特征。
一、真实两难的时代境遇
文学总是面向着身置其中的时代，敏锐地感应着时代的风向，莫言的创作一贯注重如何处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比如《天堂蒜薹之歌》以真实事件介入时代和政治，对于官僚主义和基层政权进行愤怒地批判；比如《十三步》以教师职业生存介入时代和人生，对于肉体置换和灵魂去向进行内在的思辨；比如《四十一炮》以农村变革介入时代和伦理，对于欲望表征及其本体意义进行多面地表现；比如《蛙》以计划生育介入时代和灵魂，对于中国故事和自我意识进行深刻地剖析。
而在其新近创作中，莫言则融入了对于时代新生问题的新的表现。《等待摩西》中，离家出走30年的柳卫东返乡后的事务是执着于“讨还民族财富”计划的时代骗局。“他手里那些文件，制作精美，凹凸纹，水印，嵌着金属线，简直比真的还像真的。而且，你不知道他的口才有多么好。”1这既是曾经流行一时的欺诈现象，从中同样不难想象，柳卫东的人生也是历经世事沧桑。《诗人金希普》中，利用家乡驻京办春节聚会的机会，以著名诗人自居的金希普隆重出场，以诗歌的名义介入社会圈子，将高调与低调结合得天衣无缝。像金希普一样游走于所谓的“上层”和“下层”之间，极尽攀附之能事，极尽真切之炫耀，充分挖掘信息不对称和心理之缝隙而获取最大的生存空间，不能不承认，在这样的时代依然大有人在。《表弟宁赛叶》中，像宁赛叶一样的总是自命不凡、自视甚高，总感觉怀才不遇、大材小用，总以为生不逢时、看穿世界，然而却又自暴自弃、一事无成，如此之人也是屡见不鲜。《天下太平》中，被老鳖咬住手指的留守儿童小奥，尽管疼痛恐惧，但却没有丝毫抱怨。除了因为从爷爷和奶奶嘴里听过的鳖精故事涌上心头外，更有孩子心目中的朴素的因果报应。“因为他的父母打工的那家餐馆，是家野味餐馆，父亲除了每天杀蛇外，还要杀死很多鳖。”2儿童视角所反映的时代风貌无需修饰，反而真实无比。另外，手机时代的生活方式也显而易见。动辄通过手机录视频而实现证据的保存和问题的监督甚至顺利解决，正如太平村领导人张二昆所说的，“我们村子里的人，在我的培训下，都有强烈的新闻意识，都能熟练地使用手机的录像功能，上到百岁老人，下到五岁儿童。……你们想，人民警察，顶风冒雨，前来解救一个被鳖咬住手指的留守儿童。这样的视频，在网上发布后，你们马上就是网红”。3今天的轰动事件已经不是加工和滞后性的，而是原初和即时性的；今天的朋友圈已经不是传统的交往行为，而是网络和线上的自由模式。
如果说上述呈现的诸类问题还属于简单现象层面的话，那么更为复杂的情形则是真实存在然而又两难面对的时代境遇问题。《天下太平》中，张二昆指责袁武的养猪场暗道排污，破坏水湾污染水源，致使怪病不断，而自己却随时准备外迁。但同时袁武又表示，养猪场得到县镇领导的支持，而且修路建庙捐款最多，村人有难慷慨相助。张二昆揭示袁武养猪都是药物催生，而袁武则辩解所用配方饲料和添加剂都是畜牧局下属公司出售。当张二昆要求袁武必须关闭养猪场之时，袁武则识破张二昆的“玩花样”，认为是有人看中养猪场这块地方开发别墅而要求让出，而这又的确如前交代和显示，这也是实情。看起来针锋相对的张二昆和袁武，二人说辞却都没有差错，其实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已经难以进行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诗人金希普》中，金希普凭借所谓的人脉资源而从姑父家拿走两万元活动经费，即便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事宜，仍然令后者毫无疑虑。为什么呢，因为金希普毫不避讳这个问题，而且很自然地把这种结果归为反腐败的社会形势。“他说他是真心实意地想帮宁赛叶办点事，但谁知道碰上这样一块形势。他说那两万元尽管他没花一分，但他迟早会还给宁赛叶，不还上这笔钱他对不起死去的老人。”4连“反腐败”都可以被巧妙利用，但又不能不承认这是社会现实，甚至也不能怀疑其态度真诚的一面，而这恰恰又构成问题的复杂性所在。《表弟宁赛叶》中的情形更为纠结。“我”不断地为宁赛叶提供工作机会，而宁赛叶却不断地逃脱。“我”介绍他去供销社，他逃离的理由是“他们根本不是人，是一群奸商！他们往酒里掺水，往化肥里掺盐……我怎么可能跟这样一群败类共事？”5。“我”介绍他去锻压设备厂，他逃离的理由是这里“生产的基本都是废品，为了把这些废品卖出去，他贿赂采购人员，手段卑劣，无所不用其极……”6。“我”指明他办报纸并拿着假记者证在家乡坑蒙拐骗的事实，而他则认为是污蔑，“他们为了建那座高度污染的化工厂，强占农民的良田，农民联名写血书上访，都被他们扣下。官办的报纸不敢揭露真相，我们民办的报纸为民申冤，又受到他们污蔑！”7而事实却是“我”进一步的判断：“你当时是怎么说的？你说只要你们赞助十万元，我们就把消息压住。否则就立即见报！就算他们建化工厂不对，但你利用这种方法诈钱，又能比他们好到哪里？”8如此看来，双方为此而展开的对话说起来针锋相对、各执一词，实质上却都是社会现实，又真实无比。
更进一步，《表弟宁赛叶》还借表弟之“胡言乱语”及其所谓的“黑白驴”形象阐述自己的时代之反思：“这个年代，容不下黄钟大吕，只能让狐狸社鼠得意横行。”9甚至那头“黑白驴”，黑白不分、阴阳不分，恰恰构成人生面相之一种。“在我们的前后左右，每时每刻，都有一些像黑白驴一样的阴阳人，他们察言观色，他们趋炎附势，他们唯利是图，他们见利忘义，他们没有良心，却挥舞着良心的大棒打人，他们没有道德，却始终占据着道德高地，他们在驴和人之间频繁转换。”10莫言总是如此敏锐地观察着时代，并将其形象地修辞出来。看起来不过是宁赛叶的无稽之谈和激愤之辞，实则却是“我们”的共同感受和时代表征。
如果说此前的创作中，还可以对时代境遇作出较为明晰的价值判断，那么在上述新作中，这种价值判断的倾向就颇为两难，但是又以其强烈的真实存在而极为醒目。其实，问题的复杂性和时代的不确定性也在这里。就像上述所呈现和论析的那样，无论张二昆和袁武还是金希普、宁赛叶和“我”所陈述的，无论正方还是反方的观点，都是以事实为依据，都因为各自“正确”而无法说服对方甚至不得不承认对方。这是真实而两难的时代境遇，也是走向多元博弈的时代特征。
二、善恶难辨的人性面相
莫言的写作具有鲜明而强烈的主体意识，“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11，既是其文学创作原则，也是人性辩证法。在巨大的历史转换和复杂的伦理是非面前，本来善恶分明的人性选择反而界限模糊。比如《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比如《丰乳肥臀》中的司马库，比如《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金龙，比如《蛙》中的姑姑万心，无一不在历史和伦理的漩涡中浮沉，演绎着人性善恶的变化轨迹。
而在其新近创作中，莫言则将人性特征复归于日常生活及其民间道德的层面加以表现。《地主的眼神》中那个具有地主成分的孙敬贤，其实首先是一个好农民。他割下的麦捆，麦穗整齐干净，麦茬儿紧贴地面，割麦技术无人能比，不禁令善良如“我”父亲者真心佩服，连其严厉监督者如贫协主任都大为认同。“我父亲说，孙敬贤被划成地主，确有几分冤。吃亏就吃在他的好胜上。他置地不求质量，只求数量。”12正如其孙辈孙来雨所说，“俺爷爷就爱土地”，“就喜欢打肿脸充胖子”13。土地是农民的基础，更是地主的基础，没有不爱土地的农民和地主。孙敬贤虽然是地主，但却没有阶级斗争教科书中所谓的劣迹斑斑，至多也就是“我”对他的侧面印象，而且还不无羡慕嫉妒恨的因素。因为“我”竟想与他比赛割麦，殊不知完全自不量力，而且被直接批评甚至被要求向他学习。“我承认，我对这个具有高超割麦技艺的老地主没有丝毫好感，但我对他无端挨打又充满同情，我对专横跋扈的贫协主任充满反感，但又对他惩治老地主感到几分快意。”14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人性意识，又何尝不是人性的善恶难辨。
《斗士》中，曾经的村党支部书记方明德类似于《生死疲劳》中的洪泰岳。虽然已经时过境迁，但他的斗争思维始终不变。用他自己的话说，“钱是足够花的，但心里不舒坦”。面对“我父亲”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方明德则认为这是人生悲剧，“我是共产党员，你不是，你可以当顺民，我不能，我要战斗！”15而且，梦中也会想到毛主席在鼓励自己战斗。与之形成对应的，则是无所顾忌的单身汉武功。他和黄耗子斗、和方明德斗、和王魁斗，还和诸多无缘无故的人斗，竟然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因为他从来不把自己当人，反倒成为其斗争手段和制胜法宝。即便获得了晚年的生存保障，那颗被仇恨和屈辱浸泡了半辈子的心也依然没有改变。“他的仇人们，死的死，走的走，病的病，似乎他是一个笑到最后的胜利者，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16这不仅是“这一个”，其实也是“某一类”。从方明德和武功的对立来看，从阶级斗争时期的“人整人”、“嫁祸于人”和“公报私仇”乃至置人于死地，到之后的报复过程中的揭人隐私、一箭双雕、动辄得咎、以暴制暴以及一贯的争强斗狠，二人的斗争关系仿佛自始至终。那么到底谁是“斗士”？在那个产生斗士的年代，武功是斗士，方明德也是斗士，甚至还有诸多形形色色的其他“斗士”。两个“斗士”乃至诸多斗士们斗在一起，其中的是非善恶又怎能分辨清楚。正如“我父亲”口中的方明德：“老方这个人，干了不少坏事，但性子还是比较直的。”17也正如“我母亲”口中的武功：“他干的这些坏事，总会受到报应的，但你一定要给他保密，因为他只对我一个人说过，连你爹都没告诉。”18如此看来，无论方明德还是武功，又并非大奸大恶之人，反而给人留下可以讨论的余地和可以思考的空间。莫言在揭示他们的“斗士”心态的同时，也包含着深刻的超越性的理解。其实，这正是人性存在之真实面相。
《等待摩西》中，出身于基督徒之家的柳摩西在“文革”时改名柳卫东，并卖力批斗其爷爷柳彼得，对其打耳光、揪头发、吐唾沫。柳彼得反过来咬断其一根手指，所以差点被红卫兵揍死，但柳卫东却赢得信任，成为大义灭亲的英雄。后来，柳卫东因为和马秀美的自由恋爱而遭受毒打，并一度生活落魄。等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他已经成为家乡的首富。与此同时伴随的争议不断而来。“你只要混得比他们好一点，他们就巴不得你倒霉。红眼病嘛！老子是赚了钱，但老子也没捆着你们的手不让你们赚啊！”19可见国民性的一成不变，更可见柳卫东的世事洞明。接下来却是柳卫东的神秘失踪，而且一去30年杳无音信。等到重新返乡之时，柳卫东再次成为柳摩西，仿佛绕了一圈回到原点。而他的爷爷柳彼得，却活过百岁无疾而终。“教徒们常以柳彼得的健康长寿为榜样，劝说群众信教。有人皈依，也有人反唇相讥，说柳彼得在集市上吃炉包喝酒，他的孙媳妇马秀美带着孩子在集市上捡菜叶子，那孩子看他吃炉包，馋得流口水，他却视而不见，只管自个儿吃。旁边的人看不过去，说：老柳，看看你那重孙女馋成什么样子了，你少吃一个，给她一个吃嘛。柳彼得却说：我不能够，她们正在承受该她们承受的苦难，然后才能享平安。”20与其说柳彼得以上帝的名义为自己的行为选择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倒不如说经历过“文革”遭遇的柳彼得再也不相信人性了，因为连自己的孙子也可以礼数丧尽而肆意妄为。如果没有对于人性的基本理解，恐怕柳彼得也不会如此不同寻常而且长寿获得善终。显然，作者在这里也不过是呈现，而并非判断。
莫言对于人性的把握总是相当深刻，但又往往恰到好处。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面前，他独辟蹊径地寻绎出那些得以制衡历史发展的不和谐之声音，并旗帜鲜明地加以张扬；在个体的日常叙事面前，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那些得以维系个体生存的不完美之处境，并不置可否地中庸处理。相对于此前的创作而言，莫言小说新作的意义也在这里。
三、恩仇并泯的精神旨归
莫言的写作基本上是通过“民间性”的世俗伦理来超越革命伦理及其政治伦理，也就是通过最为朴素的人性思辨和终极关怀来表达人的本质存在。《生死疲劳》中的地主西门闹不断向阎王鸣冤叫屈，请求转世为人探明缘由、以证清白。当鬼卒为他端出孟婆汤并劝其喝下以忘记所有的痛苦、烦恼和仇恨时，西门闹坚持的是这样的立场：“我要把一切痛苦烦恼和仇恨牢记在心，否则我重返人间就失去了任何意义。”21“重返人间”却充满仇恨，其“意义”就是“复仇”的发生。所以，只要心中有仇恨，就不能重返人间；只有把心中仇恨荡涤干净，才能重新做人。这是小说叙事的起点，也才有了后面关于驴、牛、猪、狗的轮回转世。
通过“驴折腾”“牛犟劲”“猪撒欢”和“狗精神”的生命历程，西门闹的仇恨意识渐次淡化，直至消弭。在这个过程中，连阎王都发生转换，连阎王都对这个世界感到悲凉。这也正是对小说叙事起点的回应：“好了，西门闹，知道你是冤枉的。世界上许多人该死，但却不死；许多人不该死，偏偏死了。这是本殿也无法改变的现实。”22阎王明知西门闹的冤枉，仍然使其不断轮回为牲畜却不直接让他转世为人，原因何在？就在于西门闹如果怀着仇恨来到人间，那么复仇式的恶性循环将会有始无终。轮回与转世，不仅是叙事视角的转换，更是达致终极目标的途径，那就是必须要消除仇恨，才能做真正的人。西门闹从当初的被仇恨所充满，到逐渐消弭仇恨，几度轮回而转世成大头儿蓝千岁，其间的斗争对抗日益减弱，而自由精神愈益彰显，没有仇恨，才能平静地叙述。如果无法同归于尽，那么彻底放弃也不失为一条必由之路。否则，就难以避免“以暴制暴”的暴力循环。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应该是不断地消除复仇意识、终结暴力循环的历史。再次回应叙事起点：只有抛弃“一切痛苦烦恼和仇恨”，“重返人间”才有意义。正所谓“人将死恩仇并泯”，其实人不死更需要“恩仇并泯”。
莫言的小说新作继续沿着《生死疲劳》的精神向前推进，进而将这种精神融入于日常生活的经验和体验中。《地主的眼神》叙事精巧，因为一篇小学生作文而贯穿起“我”与地主三代之间的关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写过一篇轰动全县的作文，本来是小学生炫耀写作手法的无意之举和卖弄行为，却被大肆渲染、借题发挥成为“时事政治”。这一事件虽说不能决定地主家庭的命运，但无疑再次触动了地主家庭本就敏感的神经，加剧了本就脆弱的地主家庭的焦虑情绪，也在客观上造成进一步的伤害。“我至今也认为孙敬贤不是个心地良善的人，但我那篇以他为原型的作文确实也写得过分，尤其是因为我那篇作文，让他受了很多苦，这是我至今内疚的。”23而且“我”又企图和他进行割麦比赛，结果又是自取其辱、无地自容。“我”16岁时，又传出了“我”和地主孙敬贤的儿媳妇于红霞有不正当关系的谣言。这样的致命打击，幸亏母亲的劝说才让“我”度过劫难。一场农村恶作剧的背后，实际上却是生产劳动和生活日常中的互帮互助。而时至今日，“我”却通过地主的孙子孙来雨来体验现在的农村生活。“我”感慨于人民公社时期盼望的农业机械化在分田单干后的实现，他则希望通过“我”的关系而获得胶河农场闲置的800 亩土地以增加耕种规模。他说起当年的作文事件差点让他爷爷被批斗致死，“我”说“这是个历史的误会”，“如果我早知道能惹出那么多事来，打死我也不会写那篇作文”24。“我”清楚地知道孙敬贤的好坏和善恶与他的地主身份没有丝毫关系，他则认为自己的父亲不惜重金为爷爷举办一场类似戏说历史的豪华葬礼，不仅不能产生扬眉吐气的幸福而且糊涂并毫无意义。因为已经没有人去关心这件事的政治意味，而只是感到热闹、荒诞、好玩。时事已经变迁，从强烈的阶级斗争到剧烈的社会变革，人的意识和实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进步和人性的优化。
在莫言的创作历程中，对“打铁”情有独钟。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老铁匠和小铁匠的“打铁”场景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丰乳肥臀》中作为铁匠妻子的上官吕氏，实际上打铁的技术比丈夫还要强许多，只要看到铁与火就热血沸腾，创造了女人打铁的先河。《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第一次生命转换形态是“驴折腾”，呼应的自然是中国社会的“瞎折腾”。在单干户蓝脸带着西门驴上蹄铁之时，面对的还是铁匠铺。《姑妈的宝刀》中的开篇“民歌”，也正是从“铁匠”入手演绎出“宝刀”的故事。每年的麦收时节，铁匠老韩一行三人便来到村头，不仅为乡民打造出实用的铁具，更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到了新近的《左镰》，莫言开篇“小引”就是“打铁”。其中的铁匠老韩和两个徒弟小韩、老三如期而至，旋即形成三锤轮打的热烈的劳动场面。本来和谐的妙趣横生的渲染到位的“打铁”画面，因为田千亩提出的一把“左镰”而被打破，从而引发出一段牵肠挂肚的恩怨人生。当智力残缺的喜子一丝不挂地出现的时候，引来了少不更事的少年们的捉弄和恶作剧，而且当着喜子妹妹欢子的面也没有意识到其中潜在的风险。当喜子父亲刘老三登门“兴师问罪”的时候，“我”和二哥在父亲的暴打之下将事端的挑起转嫁给伙伴田奎。本来都是儿童之间的无意之举和人之常情，却在刘老三找到田家后而引出意想不到的不可挽回的悲剧。田奎被其父亲直接剁去右手，其惨烈境况可想而知，尤其对一个少年而言更是无以复加。这样的结果，不仅基于民间存在的朴素的复仇伦理，也与当时敏感的阶级斗争有关，因为田家是地主而刘家是贫农。遭受如此伤害和苦难的田奎，并没有将此迁怒于人，而是平静地承受。从此以后，本就习惯左手的田奎也就只能依靠左手，本来学习成绩优异的田奎也就沦为割草少年，也就自然而然地引出“左镰”的由来。“左镰打好了。这是一件特别用心打造的利器，是真正的私人定制，铁匠们发挥出了他们最高的水平。”25多年以后，当有人将寡居的欢子介绍给田奎的时候，田奎欣然接受，全然不顾欢子的“克夫命”。人生的恩怨纠葛，就在这样的结局中得到释放。看起来锻打一把左镰，本质上也就是修炼一种人生。“三个人站成三角形，三柄锤互相追逐着，中间似乎密不透风，有排山倒海之势，有雷霆万钧之力，最柔软的和最坚硬的，最冷的和最热的，最残酷的和最温柔的，混合在一起，像一首激昂高亢又婉转低回的音乐。这就是劳动，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生活。”26面对生命本身的残酷，生命的过程却可以选择温柔，正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莫言一贯的残酷叙事无论程度如何，终究为了实现恩仇并泯的精神旨归。
四、主体意识的精神资源
莫言的新近小说创作，依然源自于那始终刻骨铭心的“故乡人事”。其主体意识除了固有的民间道德传统，还不难发现儒释道耶的精神流露。《等待摩西》中，是什么力量支撑着马秀美永不放弃，不能怀疑其基督信仰的真实意义。“马秀美之所以能够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坚持到最后，是不是也是因为她的信仰？尽管她的文化水平很低，无法自己阅读《圣经》，但对教义的理解有时候并不需要借助文字，有很多心灵感应的东西，是很难用常理解释的。每次做礼拜，她都热泪横流，失声痛哭。她跪在耶稣基督画像前，往胸口画着十字，嘴唇翕动着，嘴里念叨着：主啊，保佑他吧，保佑这个迷途的羔羊吧……”27面对离家30多年的柳卫东，受尽磨难的马秀美依然不离不弃；面对柳卫东莫名其妙的重新返乡和再度回归本原的柳摩西，马秀美依然如初地全心接纳。不能不说，正是对“主的显灵”的始终认信才得以支撑起她的人生历程，才得以让她幸福地面对这一切。而这一切，对常人而言，真正接受起来似乎并不容易。
其实，对莫言来说，基督精神的主体资源由来已久，《丰乳肥臀》就是如此。母亲上官鲁氏从走进教堂、听着讲经而超越苦难、彻悟人生，到自觉弥留之际再次走进教堂、再次听着讲经，仿佛生命的轮回。满树的槐花散落，覆盖母亲全身，生命获得善终。当初走进教堂，聆听马洛亚牧师的传道，不仅自我得救，而且有了金童玉女；最后走进教堂，聆听名为马洛亚长子实为马洛亚化身的传道，不仅自我善终，而且为金童铺设出全新的生命之路。此时此刻，上官金童“好像看到了传说中的父亲”，而且也听到让其一生最温暖的话语：“兄弟，我一直在等待着你！”28如何安顿好没有任何生存能力的金童的后续生活，显然是母亲离世之前最后的心事。面对着一众儿女们及其自身所承受的苦难，母亲的生命历程及其醒目的以德报怨和以善抗恶的品质，不能不说与自身得着灵魂的信仰及其精神寄托有着密切关系。“母亲与墙上那个几乎赤裸着身体的名叫玛利亚的圣母有着一模一样的神情。庄严、忧愁、宁静，逆来顺受地、自觉自愿地奉献。”29这是作为“圣母”的母亲形象的最直观的表现。当然，以“至善”为核心的人性追求也是华夏文化的伦理旨归，而在这里，则更有基督教文化的宗教信仰意义及其特质。虽然马秀美和上官鲁氏还不可同日而语，还不能相提并论，但是从《丰乳肥臀》到《等待摩西》，在某种意义上又的确贯穿着作者极其相似的精神线索。
除了《等待摩西》较为鲜明的耶稣精神的显现，《诗人金希普》于嬉笑怒骂的表层叙事中则又寄寓着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儒释道传统精神的终极表达。这便是金希普特意写给“我”的古风，不仅构成小说的结束语，更是形容人生的总结语。从卖唱乞讨到时来运转，从名利双收再到千万唾嫌，否极泰来、物极必反似乎也是人生常态。“昨日尚嫌珍馐美味难入口，今日一块大饼分外甜”，其间哪有什么因果和道理可言。“得意切莫忘形骸，失意却要抖精神。繁华一时迷人眼，东风吹雨葬花魂。生如鲜花之灿烂，去如迅雷静无痕。人生观念千万种，似是而非多矛盾。学佛看破人间梦，修道却期千年身。春夏秋冬四时转，富贵荣华过眼云。明知世事皆虚幻，还将假戏做成真。人过六十土埋颈，依然为名煞费心。诸般牵挂难放下，到底还是一俗人。”30人生无常，这是作者的自我清醒，又何尝不是生命的普遍规律；世事虚幻，这哪里是什么古风新韵，简直就是《红楼梦》的精神流脉。其间既有儒家的入世，更有佛家的看破和道家的修行，但终究乃是虚幻之虚幻。历尽悲欢离合，即便诸般牵挂，终究也要全部放下。这才是真正的大苦闷、大感悟、大悲悯与大境界，岂不正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其实，对莫言来说，《红楼梦》精神的主体资源同样由来已久，《生死疲劳》就是如此，尤其结局的“猴戏”部分理应引起进一步的重视。庞凤凰和西门欢的人生变迁，让人自然想起《红楼梦》式的生命挽歌。“曾几何时，庞凤凰是高密县的第一公主，西门欢是高密县的第一公子。一个母亲是县里最高领导，一个父亲是县里最阔大佬。一对金童玉女，招了多少艳羡和嫉妒的目光啊。但转眼之间，高官大款俱成故人，荣华富贵皆化粪土。昔日的金童玉女，竟流落街头耍猴卖艺。”31其间又何尝没有“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的因素，又何尝没有“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32的成分？当年的玉女庞凤凰和金童西门欢，如今落魄流浪，又何尝不是《红楼梦》中的“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33。而庞凤凰和蓝开放的爱情悲剧更时时闪现出《红楼梦》的影子，最纯粹的爱却又是近亲关系，“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死的死，亡的亡，终究“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34。扩而大之，整个西门家族的兴衰荣辱之变迁不也是如此吗？虽然不能和《红楼梦》的四大家族相提并论，也无法和其中的人物进行对应，但两者之间所蕴含的内在精神却异曲同工，对于生命的体验和理解却殊途同归。“富贵不是天注定——凡人都有落魄时——”35在人生意义和终极价值上，《生死疲劳》与《红楼梦》感同身受；在人生历程和生命意识上，《诗人金希普》结语的古风诗作也与《红楼梦》精神异曲同工。
从莫言小说新作不难看出，其创作总是密切关注着时代变迁中的人性特质，尤其把人类文明思想和终极文学精神吸收成为自身的重要资源，也就同时成就并展现出独树一帜的自觉主体意识。
[本文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团队项目“海内外文化论争中的‘莫言现象’研究”（项目编号：ifyt18001）阶段性成果]
原刊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