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高粱家族》中的“抗战”，既不是以“国军”和“共军”为主体，也不是通常判断的“土匪”抗战，而是求生存意识的“群众”抗战。“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情爱”追求，既有个体解放的野性方式及其欲望的本能需要，也同步伴随非理性的疯狂杀戮及其人性之恶。相对于历史表达的不同侧面及其生命形态，归于伦理意义上的“一视同仁”，才是终极性的“历史观”。在“先锋”中“逃离”，在“寻根”中“扎根”，莫言有意无意地走出一条自我选择与自觉创新之路。
关键词：《红高粱家族》；莫言；“抗战”；“情爱”；“历史观”
在写作《红高粱家族》时，莫言已经表现出一种高度自觉的文学意识：“官方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固然不可信，民间口口相传的历史同样不可信。官方歪曲历史是政治的需要，民间把历史传奇化、神秘化是心灵的需要，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我当然更愿意向民间的历史传奇靠拢并从那里汲取营养。因为一部文学作品要想激动人心，必须讲述出惊心动魄的故事，必须在讲述这惊心动魄的故事的过程中塑造出性格鲜明、非同一般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几乎不存在的，但在我父亲他们讲述的故事里比比皆是。”①显然，《红高粱家族》讲述了抗日的战争故事和先辈的情爱故事，同时塑造了“我爷爷”“我奶奶”这样的非同一般的人物，进而触及到历史的复杂结构和人性的深层意识。其间，又涉及到三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如何重写“抗战”和“抗战”的主体问题；二是如何讲述“情爱”和“情爱”的本能问题；三是如何表达“历史”和终极性的“历史观”问题。
一、重写“抗战”和“抗战”的主体问题
在1980年代中期文学观念反思和解放的思潮中，针对老作家提出的不亲历战争如何反映战争的问题，莫言提出文学创作不是复制历史，小说家写战争“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争”②。正是基于这样简单朴素的理解，莫言开始了《红高粱》及其后续篇章的写作。故事从1939年农历八月初九写起，“我父亲”豆官跟着“我爷爷”余占鳌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我奶奶”则送到村头。结果可想而知，300多个乡亲叠股枕臂，陈尸狼藉，流出的鲜血灌溉了大片高粱，把高粱下的黑土地浸泡成稀泥。
日本人说来就来，鬼子和伪军到村里抓民夫拉骡马，一直负责酿酒作坊的罗汉大爷也被押上工地搬运石头。不堪忍受暴打的罗汉大爷，本来已经逃进高粱地，却为了骡子而重新返回，酿出一幕壮烈的悲剧。被日本人抓回后的罗汉大爷血肉模糊，紧接着被剥皮示众。正是缘起于为罗汉大爷报仇，也为自身求生存的本能考虑，爷爷奶奶拉起队伍走上抗日之路。《红高粱》第九章集中书写民间的奋勇抗日：爷爷奶奶、方家兄弟、刘大号、哑巴、王文义夫妻等诸多村民队员，在没有任何外援、敌我力量完全不对等的情形下，歼灭日军少将中岗尼高及其队伍。
与传统的“战争文学”注重对战争过程的再现不同，《红高粱家族》只是借用了战争环境和战争背景。这一对此前的“战争文学”乃至“军事文学”传统的根本超越，同步带来了文学界的观念论争。其中的“抗战”书写，更是激发出针锋相对的观点。有论者虽认为《红高粱》具备开放型新观念，但同时对余占鳌和他的队伍进行的抗击日军和伏击战的取胜表示明显的质疑。相对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进步力量在敌后所取得的绝对优势，作品对余司令的尊颂激扬欠些理智，在人物活动的历史环境的翻检审视中有所疏漏。③更有论者认为，作品在对战争题材的具体处理上采用自然主义倾向，脱离生活。尤其是对罗汉大爷遭遇的细致描写违背了美感的要求。在人物塑造上由于强调性格的复杂性，而是非不分、美丑难辨。特别是对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进行抗战的描写不能让人相信，不符合历史实际。④直到后续对《红高粱家族》的批判，仍然聚焦于其人物评价和抗战历史：“作者却完全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丑化”，尤其是歪曲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八路军形象，甚至“在作者眼里，八路军只不过是一些‘亢奋的狗群’”⑤。显然，这样的批评正在溢出文本，也正在产生新的“歪曲”。
与否定性声音同步，对《红高粱家族》的肯定性话语同样引人瞩目。有论者指出，相对于同类题材作品还停留在醉心于描写战争的过程（包括发动群众、瓦解敌人、内外配合、攻下碉堡等），莫言用重彩描绘的是战争中的活人。与苏联描写卫国战争的第三代、第四代作家相比，我们的作家作品明显存在差距。“他们已把描写战争的胜负得失推到了次要地位，而把战争中的严酷真实，特别是战争中人的全景摄像，推到了第一位置。因而，当我们读到这些作品时，感到灵魂的震撼。”⑥针对活剥罗汉大叔的细节描写，有论者认为这种大残暴、大痛苦、大紧张、大悲愤能造成文学上的强刺激，用于表现帝国主义者的惨无人道未为不可。“由残暴的敌人、高贵的受难者、受到英雄激励而复活和强化了民族意识的人民所构成的这个立体画面，我认为有很高的文学价值。”⑦黄国柱则进一步从“军事文学”角度对《红高粱家族》作出整体性阐释。他认为莫言所瞩目的是“人在战争中”的种种被激化乃至被扭曲了的情感和心态。有人批评作品中看不到共产党的领导、看不到共产党对农民武装的改造引导、看不到农民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过程，实际上是沿用了衡量过去战争文学的标准和尺度，而没有看到这些标准和尺度更多地应该用在历史学著作中。战争文学应该展示生命个体在战争条件下的存在方式，而不应该去追踪、显示赤裸裸的“历史规律”。“墨水河边的伏击战，以及日军的报复性的血洗村庄，不过是历史背景的依托。侵略军与各种抗日势力之间的对峙及胜败，并未构成旗鼓相当的文学角色，而始终占据在这幕历史话剧中心的显然是余占鳌及一系列和他命运攸关的人物。对于他们，重要的不是最终谁胜谁负——这个历史的定论早已人人皆知，重要的是他们当时怎样地活着或死去。”⑧文学以人为中心，战争文学更是如此，以“人”的视角来理解《红高粱家族》，诸多争议也就趋于平静。
显然，面对日本侵略者，是共产党抗战还是国民党抗战抑或是土匪抗战往往纠缠不清，也是诸多论争的焦点。莫言的立场并非上述三者，尤其是主导评论所谓的土匪抗战，而认为抗战的主体应该是自发的群众。上述三种力量往往具有自觉性，而唯有群众是自发的，呈现于文本中的恰恰是这一自发性的存在。当然可以说这三种力量的构成都是群众，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抗战”中的群众并没有明确地接受其中哪种力量的领导，也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政治立场，而完全是非自觉性的甚至是本能性的求生存意识在起作用。莫言在谈到“土匪抗战”时就特别强调历史“事实”和写作“偏差”的问题：“写土匪抗战，事实上也是有一点历史根据的。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们的胶东地区冒出了几十支游击队，一帮土匪摇身一变，树立一个旗号，我不是土匪了，我是抗日游击队，实际上还是按照过去的生活方式在生存。当时是遍地的司令，有的给八路军转化了，有的给国民党收编了，有的投靠了日本人，有的跳来跳去，有奶就是娘，今天是国民党，明天是共产党，后天又投靠日本人了。刚开始写的时候，我想写的是农村生活，是写高粱地，如果你从里边读出了江湖，那也是我迷迷糊糊，误入江湖。”⑨这里的“事实”和“偏差”恰恰构成了作品的张力，所谓的“误入江湖”在文学意义上恰恰是“歪打正着”。
《红高粱家族》中的抗日行动并非始自余占鳌，而是从刘罗汉开始的。罗汉大爷被日本兵和伪军抓民夫修路时遭遇凌辱和虐打，于是萌生逃跑的念头。本来顺利的行为却因为自己熟悉的骡子叫声而重新返回，又因为骡子的暴躁而怒铲骡腿，也就被日军重新抓获，进而当众惨遭剥皮。刘罗汉之死，成为余占鳌发动伏击战的导火索。恰巧又从冷支队长处获得鬼子汽车路过此地的情报，所谓的“抗战”也就顺理成章。当冷支队长前来联合或者说收编余司令而发生激烈对峙之时，爷爷的反应是：不管是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奶奶的反应是：“买卖不成仁义在么，这不是动刀动枪的地方，有本事对着日本人使去。”继而以酒为誓，奶奶说：“这酒里有罗汉大叔的血，是男人就喝了。后日一起把鬼子打了，然后你们就鸡走鸡道，狗走狗道，井水不犯河水。”⑩尽管冷支队长并未配合而致使余占鳌几近覆没，但不能否认后者的抗日行动正是源于自发的复仇动机和求生存的本能意识。
《红高粱家族》中的任副官虽着墨不多，但他教唱的“抗日”歌曲却异常响亮而绵延不绝：“高粱熟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⑪正因如此，不管面临什么情境，“抗日优先”都会成为共识。当豆官因恼羞成怒而开枪之时，余司令说：“好样的！枪子儿先向日本人身上打，打完日本人，谁要是再敢说要和你娘困觉，你就对着他的小肚子开枪。别打他的头，也别打他的胸。记住，打他的小肚子。”⑫当余占鳌因任副官的坚持而大义灭亲、处决自己的叔叔之时，是为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而余大牙被执刑前，仍然高唱着任副官的抗日歌曲；任副官则明知余占鳌的愤怒却全然不顾地高唱着抗日歌曲，准备接受后者的报复。一担沉重的拤饼把奶奶的肩膀压出一道深深的紫印，也成为奶奶英勇抗日的光荣标志。当奶奶弥留之际想要见爷爷时，爷爷说的是先去“把那些狗娘养的杀光”，依然是“抗日优先”。此外，还有王文义的“夫妻抗战”、方六的“兄弟抗战”、哑巴与刘大号的“特殊抗战”，等等。当余占鳌因为伤亡惨重而向众乡亲跪地谢罪时，那个黑脸白胡子老头高声叫道：“哭什么?这不是大胜仗吗?中国有四万万人，一个对一个，小日本弹丸之地，能有多少人跟咱对?豁出去一万万，对他个灭种灭族，我们还有三万万，这不是大胜仗吗?余司令，大胜仗啊！”⑬这种并不少见的朴素言论，传达出的正是“群众抗战”的观念和现实。
对于莫言的“抗战”书写，批评者大多没有注意到其间并不回避的国民性的另一面展示。在《红高粱家族》中，这主要通过受到日军威逼而对罗汉大爷进行剥皮的孙五和带着日军轰炸村里草窨子的成麻子两个人物表现出来。他们的命运结局也是令人觉醒，孙五精神错乱，成麻子虽是战斗英雄却也上吊自杀。当日本人占据高密城时，成麻子的话是有代表性的：“你们怕什么?愁什么?谁当官咱也是为民。咱一不抗皇粮，二不抗国税，让躺着就躺着，让跪着就跪着，谁好意思治咱的罪?你说，谁好意思治咱的罪?”⑭如此原生态的“群众”心理，或者说蒙昧状态的“群众”观念，也不能不说是“抗战”史的一个侧面。
二、讲述“情爱”和“情爱”的本能问题
《红高粱家族》除了呈现“爷爷”和“奶奶”的抗战事迹，还有对他们情爱故事的书写。奶奶由她的父亲作主，嫁给高密东北乡有名的财主单廷秀的独生子单扁郎，这是外曾祖父的荣耀。当时多少人都渴望着和单家攀亲，尽管风传单扁郎染着麻风病。奶奶幻想着好日子，却也不再遵从古训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而是追寻着自己的理想爱情，继而和“爷爷”一道谱写了新的情爱故事。面对她的父亲的唯利是图、单家父子的无法接近和轿夫余占鳌的英武健壮，奶奶在三天的婚姻生活中便参透了人生禅机。“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在高粱地里耕云播雨，为我们高密东北乡丰富多彩的历史上，抹了一道酥红。”⑮进而，在这样的爱情魔力和本能欲望的驱使下，爷爷对单氏父子痛下杀手。其实，不管是爷爷还是奶奶，在共同面对情欲的层面都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原始力量，体现出本能性的意识和特征。即便是后来的爷爷与恋儿、奶奶与“黑眼”之间的关系，也是出于自然的情欲及其本能的相互报复。
《红高粱家族》不仅改变了此前的对于抗日战争的写法，更重要的是塑造了具有个性解放意识的女性形象，而这一形象又是在追求情爱的过程中逐渐树立起来的。奶奶对于因为贪图一头骡子而将自己许给单家的父亲满心仇恨，进而迈向朦胧的个体解放之路。在半路被余占鳌裹挟之时，奶奶神魂出舍，心头撞鹿，情欲迸裂，感觉到幸福的强烈震颤。当为队伍送饼而中弹之时，奶奶体验到死亡的降临，发出充满个体生命意识的“天问”：“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你既然给了我，就不要再收回，你宽恕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天，你认为我有罪吗?……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作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⑯最后一丝与人世间的联系即将挣断，所有的忧虑、痛苦、紧张、沮丧都落入高粱地，而愈益有限的思维空间承载的则是满溢的快乐、宁静、温暖、舒适、和谐。奶奶心满意足地完成了自己的解放，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仿佛迅速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仿佛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起点所伴随着的罪孽，否则又怎么会有其中的“罪”与“罚”这样本就稀缺的意识。
伴随着爷爷奶奶们的情欲的高涨和身体的解放，也不可忽视其间的对于生命的任意剥夺和滥杀无辜。比如，在奶奶的花轿行走到蛤蟆坑时，路遇打劫者要求“留下买路钱”。奶奶的心情忧喜参半，本来嫁人就是连死都不怕的事，这会儿反而心平气和，甚至被劫走比继续前行更有人生的希望。当劫路人被余占鳌识破真相并被暴打之后，跪地磕头求饶，已经毫无威胁，事情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接下来的场景让人震惊。余占鳌说：“劫路的都说家里有八十岁的老母。”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联系其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便不难理解。因为余占鳌杀死了与其母有奸情的和尚，致使母亲也因此自杀。他已经不会再有80岁的老母，而且内心深处对母亲存在刻骨怨恨，必然潜意识地反感甚至厌恶这样的说辞。于是，他退到一边，看着轿夫和吹鼓手，像狗群里的领袖看着群狗。
轿夫吹鼓手们发声喊，一拥而上，围成一个圈圈，对准劫路人，花拳绣腿齐施展。起初还能听到劫路人尖利的哭叫声，一会儿就听不见了。奶奶站在路边，听着七零八落的打击肉体的沉闷声响，对着余占鳌顿眸一瞥，然后仰面看着天边的闪电，脸上凝固着的，仍然是那种粲然的、黄金一般高贵辉煌的笑容。
一个吹鼓手挥动起大喇叭，在劫路者的当头心里猛劈了一下，喇叭的圆刃劈进颅骨里去，费了好大劲才拔出。劫路人肚子里咕噜一声响，痉挛的身体舒展开来，软软地躺在地上。一线红白相间的液体，从那道深刻的裂缝里慢慢地挤出来。
……奶奶撕下轿帘，塞到轿子角落里，她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看着余占鳌的宽肩细腰。他离着轿子那么近，奶奶只要一翘脚，就能踢到他青白色的结实头皮。……轿夫们飞马流星，轿子出奇的平稳，像浪尖上飞快滑动的小船。⑱
在这里，轿夫和劫匪其实同处于社会的底层，不仅没有相互的基本的同情和怜悯，反而充斥毫无底线的暴行。而且，轿夫和劫匪之间完全可以互相转换甚至本就没有什么区别。今天的轿夫或许就是明天的劫匪，今天的劫匪或许就是明天的轿夫。后续的余占鳌的所有行为不都有着明显的劫匪特性吗?同类间的残杀触目惊心，而且相当自然，正所谓“狗群”一般。在吹鼓手眼里，被打死了的只是一件东西，而且不禁打，殊不知大喇叭都已经被打瘪了，还有什么生命禁得住这样的虐杀呢。即便面对如此的血腥场面，好像也没有触动爷爷奶奶的任何一根神经，奶奶仍然表现出一种高贵的笑容，不但毫不影响爷爷奶奶之间的情欲萌动和继续互动以及调情，反而异常平静，甚至成为一个难得的契机。相对于余占鳌的冷漠与暴虐，戴凤莲表现出的则是默许和纵容。延伸开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余占鳌可以毫无顾忌地滥杀单家父子。这是一次成功的预演，只要被认为是“挡道者”，余占鳌都将格杀勿论，而从来不会考虑什么人性因素。或者说，这里已经为后续的爷爷奶奶的故事进展做好了准备。
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的狂欢毕竟短暂，因为还要回到现实。“爷爷说：‘三天之后，你只管回来！’奶奶大惑不解地看着他。爷爷穿好衣。奶奶整好容。奶奶不知爷爷又把那柄小剑藏到什么地方去了。爷爷把奶奶送到路边，一闪身便无影无踪。三天后，小毛驴又把奶奶驮回来。一进村就听说，单家父子已经被人杀死，尸体横陈在村西头的湾子里。”⑲其实，凭着奶奶的聪敏，完全心知肚明爷爷的意思。在这里，面对爷爷的明确暗示，奶奶不会意识不到结果，但并没有做出任何阻止的举动，而是继续采取默许甚至纵容的态度，一任其后果的恶性发展。
对余占鳌而言，如果说一怒之下杀死与母亲有奸情的和尚还有着个人恩怨等雪耻的因素，那么放火并杀死单家父子则纯粹是为着情欲的滥杀无辜。况且，单家并非强娶而是明媒正娶，没有任何过错。杀死单扁郎后，余占鳌不后悔也不惊愕，只是感到恶心。他想起了6天前作为轿夫走进单家时的情景，单家的勤俭持家和积累财富，曾经瞬间激起余占鳌的杀人念头，当时就为自己的贫贱生活而愤懑了，而现在又为自己开脱辩解。“他想，积德行善往往不得好死，杀人放火反而升官发财。何况已经对那小女子许下了愿，何况已经杀掉了儿子，留着爹不杀，反而使这个爹看着儿子的尸体难过，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流光油，为那小女子开创一个新世界。”⑳于是重新抖擞精神，再次残忍杀死单廷秀，并把父子二人尸首抛到水湾，从容拐进高粱地。至此，余占鳌也就为自己的情欲铺平了道路。乃至后来直接对着酒篓子撒尿，即便无意中酿出了上等好酒，也不能够否认其中的丑行及其作恶性质。及至表演了烧酒作坊里最苦的活儿甚至提出技术革新之后，也就顺理成章地做了“主人”。“从此，爷爷和奶奶鸳鸯凤凰，相亲相爱。罗汉大爷和众伙计被我爷爷奶奶亦神亦鬼的举动给折磨得智力减退，心中虽有千般滋味却说不出个酸甜苦辣，肚里纵有万种狐疑也弄不出个子丑寅卯。一个个毕恭毕敬地成了我爷爷手下的顺民。”㉑而这一切，又无一不是依靠野蛮和暴力进行征服的结果。在野蛮面前，文明没有任何力量可言，也没有任何理由可谈。其实，明知不得好死也要积德行善，即便为了升官发财也不能杀人放火，更不能为了开创一个新世界而斩尽杀绝，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底线和历史的应当起点。
显然，我们要充分重视余占鳌“抗战”的正义和惨烈，也要充分重视其追求情欲或者情爱的本能需要和野性方式，但同样不能忽略余占鳌们的非理性行为和疯狂杀戮及其人性之恶，如果是以“情爱”的名义则更为可怕。时至今日，对后者的清醒认识和反思，理应引起更加自觉的重视。如果总是以前者而掩盖后者，则宁愿不要前者也要摒弃后者，这才是历史的进步和人性的发展。
三、表达“历史”和终极性的“历史观”问题
对《红高粱家族》而言，其关键主旨除了“抗战”和“情爱”之外，特别引人关注的还包括其历史观念的另一种表现。甚至在这个意义上，它曾经一度被定性为“新历史主义”的典范之作。相对于此前的“抗战”书写的“共军”主体或者“国军”主体，这部小说正面书写了“土匪”式或者“群众”式的民间“抗战”主体及其延伸开来的各方力量的消长起伏。其实在这里，重要的并不是所谓“抗战”的主体，而是“抗战”这一背景中所传达出来的历史观念和人性变迁。
得到冷支队长的情报，余占鳌的队伍伏击日本车队。在收编对方遭到拒绝之后，本来答应两军联合作战的冷支队长，直至余司令的队伍几乎全军覆没时才出现。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过来抢夺战斗果实。“冷支队长的队伍络绎过桥，他们扑向汽车和鬼子尸体。他们拿走了机枪和步枪、子弹和弹匣，刺刀和刀鞘、皮带和皮靴，钱包和刮胡刀。有几个兵跳下河，抓上来一个躲在桥墩后的活鬼子，抬上来一个死老鬼子。”㉒当发现这是一个鬼子将军时，冷支队长特别兴奋，要求“剥下军衣，收拾好他的一切东西”，显然是以此炫耀战绩，进而邀功请赏。一群卫兵簇拥着冷支队长离开，而全然不顾余司令的伤亡和感受。
除了冷支队长代表的国民党队伍，和余占鳌发生交集的，还有以八路军胶高大队长江小脚为代表的共产党队伍。江队长首先开展收编工作。“余司令，英雄啊！我们昨天看到了您与日寇英勇战斗的场面！”有了前车之鉴，爷爷冷眼旁观。
江队长有点尴尬地缩回手，笑笑，接着说：我受中国共产党滨海特委的委托，来与余司令商谈。中共滨海特委对余司令在这场伟大民族解放战争中表现出的民族热忱和英勇牺牲精神，表示十分赞赏。滨海特委指示我部与余司令取得联系，互相配合，共同抗日，建设民主联合政府……
爷爷说：妈的，我全不信你们，联合，联合，打鬼子汽车队时你们怎么不来联合?鬼子包围村庄时你们怎么不来联合?老子全军覆灭了，百姓血流成河啦，你们来讲联合啦！㉓
当江队长明确提出希望余司令加入八路军、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时候，爷爷的回答是：“谁的领导也不受！”㉔既然如此，江队长也就不得不提出进一步的实质性问题：均分武器。接下来，便是双方在武器种类和数量上的讨价还价。除此之外，还有余占鳌、江队长、冷支队长三方之间的错综关系。三方围绕如何抗战以及各自的方法和成效唇枪舌战、剑拔弩张，又都各怀心思。正像冷支队长面红耳赤地所言：“姓江的，我不跟你斗嘴！你是为什么来的我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你也知道。”㉕对余占鳌来说，无论“国军”还是“共军”都不可相信。“他恨日本人、恨冷支队，也恨八路的胶高大队。胶高大队从他这里拐走了二十条枪，就消逝得无影无踪，并未听说他们与日本人去战斗，只听说他们与冷支队闹摩擦，并且，爷爷还怀疑，他和我父亲藏在枯井里后来突然不见的那十五条日本‘三八’式盖子枪，也是被胶高大队偷走了。”㉖余占鳌以全军覆没为代价获得的战利品，反而不断地被国共两支队伍利用。战争把爷爷的一切几乎全部毁掉了：队伍被消灭，妻子被打死，儿子受重伤，家园被烧毁，病魔又缠身。“他面对着人的尸首和狗的尸首，像对着一大团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的乱麻线，越择越乱，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他几次手按枪把，想告别这个混蛋透顶的世界，但强烈的复仇情绪战胜了他的怯懦。”㉗于是，爷爷开始了他的土匪生涯。
不同的土匪派别本就相互倾轧，但是面对日本侵略者，又努力走到一起。爷爷因为与奶奶的矛盾隔阂而和铁板会头目黑眼结下冤仇，本要一分高下。结果，铁板会员五乱子力劝爷爷：“余司令，铁板会的弟兄们都仰望着您的英名，盼着您能入会，山河破碎，匹夫有责吆！为了打日本，大家都要捐弃前嫌。个人恩怨，打完了日本再说。”㉘五乱子的言行让爷爷想起了当年因擦枪走火不幸死亡的青年英雄任副官，于是有了“你是共产党?”的嘲问。五乱子的回答是：“我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既恨共产党，也恨国民党。”㉙显然，这恰恰也是爷爷所坚持的立场。其实在这里，“抗日”只是契机，关键是“抗日”之后的问题。当高谈阔论的五乱子询问爷爷“天下大势”之时，不同于现代国家历史观的中国历史循环论再次被鲜明地提了出来：“我从小就看‘三国’‘水浒’，揣摸出一个道理，折腾来折腾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下归总还要落在一个皇帝手里，国就是皇帝的家，家就是皇帝的国，这样才能尽心治理，而一个党管一个国，七嘴八舌，公公嫌凉，婆婆嫌热，到头倒弄成了七零八落。……然后扶您为主，改换门庭，严饬纲纪，扩大队伍，先占住高密东北乡，尔后向北发展，占领平度东南乡，再占胶县北乡，三片连成一气。这时，就可以在盐水口子设都，亮出铁板国旗号，您就是铁板王。”㉚接下来与日伪军的一场小小的遭遇战，爷爷用事实戳穿了黑眼的整套妖术，逐步奠定了在铁板会的领袖地位。及至绑了江小脚和冷麻子这两张“票”，换来大量的枪弹和战马，也换来爷爷在威名大震的铁板会里的地位。似乎天下升平，爷爷开始萌发为奶奶出大殡的念头。正是在这样的机会和场合，又发生了铁板会、胶高大队、冷支队的三方混战，继续上演着复仇与反复仇的争斗。分属不同派别的成员，大约至此才见识到并且意识到这样的混战无非是自相残杀。正像一个老铁板会员所哭诉的：“我们原来都是临庄隔疃的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不是沾亲，就是带故，为什么弄到这步田地！”“畜生！你们有本事打日本去！打黄皮子去！”㉛紧接着又是故伎重演，又是三方势力的征服与反征服的唇枪舌战。显然，冷支队、江大队、余司令三方关系胶着，既彼此争夺，也共同抗日；既互相利用，也相互制衡。这也许是历史的一个真实侧面。
历史是什么，终究要等时间来验证。46年后，在爷爷、父亲、母亲与“我”家的黑狗、红狗、绿狗率领着的狗队英勇斗争过的地方，是一座埋葬着共产党、国民党、普通百姓、日本军人、皇协军的白骨的“千人坟”。各派势力以“抗日”之名混战之后，结果却是“千人坟”的出现。“在一个大雷雨的夜晚，被雷电劈开坟顶，腐朽的骨殖抛洒出几十米远，雨水把那些骨头洗得干干净净，白得全都十分严肃。……我挤进圈里，看见了坟坑里那些骨架，那些重见天日的骷髅。他们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谁是日本兵、谁是伪军、谁是百姓，只怕省委书记也辨别不清了。各种头盖骨都是一个形状，密密地挤在一个坑里，完全平等地被同样的雨水浇灌着。”㉜生时立场鲜明、分割对立，死后归为一体、合为一处，这样的生命形态哪里还有“历史主义”的“正方”和“反方”，而只有“伦理主义”的“一视同仁”。相对于历史表达的各个不同的侧面，或许这才是《红高梁家族》终极性的“历史观”。
从时间线索来看，《红高粱家族》正处于“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发生的当口。从共时性来看，它又以其对于前两者的双重呼应，实现了应有的融合和超越，既吸纳了“先锋文学”的艺术质素，又承载了“寻根文学”的文化精神，有效避免了各自的偏颇和对立。在“先锋”中“逃离”，在“寻根”中“扎根”，莫言有意无意地走出了一条自我选择与自觉创新之路。
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为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团队项目“海内外文化论争中的莫言现象研究”、山东大学文学院科研项目“鲁迅对于莫言的影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莫言：《用耳朵阅读》，《莫言讲演新篇》，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316页。
②莫言：《小说的气味》，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③李清泉：《赞赏与不赞赏都说——关于〈红高粱〉的话》，《文艺报》1986年8月30日。
④蔡毅：《在美丑之间——读〈红高粱〉致立三同志》，《作品与争鸣》1986年第10期。
⑤甘藻芝：《倒错的“丰碑”——评〈红高粱家族〉》，李斌、程桂婷：《莫言批判》，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2页。
⑥丛维熙：《“五老峰”下荡轻舟——读〈红高粱〉有感》，《文艺报》1986年4月12日。
⑦冯立三：《祭奠的也应该是能复活的——读〈红高粱〉复蔡毅同志》，《作品与争鸣》1986年第11期。
⑧黄国柱：《莫言对军事文学的激扬和催化》，《文艺报》1988年6月4日。
⑨莫言：《与王尧长谈》，《碎语文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128页。
⑩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5页。
⑪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50页。
⑫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7页。
⑬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23页。
⑭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12页。
⑮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66页。
⑯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67页。
⑰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5页。
⑱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45页。
⑲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66页。
⑳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01页。
㉑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
㉒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75页。
㉓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85页。
㉔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86页。
㉕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90页。
㉖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13页。
㉗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13页。
㉘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77页。
㉙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77页。
㉚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81－283页。
㉛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01－302页。
㉜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91－193页。
原刊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