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五年中，莫言研究形成新一轮高潮。作为首位中国籍作家，莫言获奖原因自然成为研究热点，而其作品英译本以及主要英译者葛浩文受到特别关注，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以及“翻译”角色等问题也被广泛讨论；莫言作品的世界性被再度提起，与马尔克斯、福克纳以及村上春树、川端康成等作家的比较研究一起形成新的热潮。与此同时，莫言和中国叙事传统的渊源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莫言与《聊斋志异》的精神、与鲁迅传统的继承创新以及与其他本土作家的比较研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另外，研究者将目光重新回归莫言作品本身，立足文本细读和辨析，从创作整体、文本叙事等层面进行了再解读。
关键词：莫言研究；诺贝尔文学奖；世界话语；中国传统；文本叙事
从1981年正式登上文坛，从1985年引起学界关注，莫言创作及其研究已经走过三十多年，自始至终伴随着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发展历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的莫言研究与其创作同步进行，主要围绕其文本的“审美性”“民间性”“历史性”“家族性”等维度而展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尽管莫言的创作呈现出“间歇期”，但学界对其文学世界的研究反而有增无减，再度形成热潮。究其原因，除了不可否认的“诺奖效应”，其实更有鲜明的问题意识。相对于此前的研究指向，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有所不同，主要集中在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世界文学话语中的莫言、莫言与中国叙事传统、莫言作品整体观及其再解读等四个方面。
一、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
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获奖的原因考察成为研究热点。不但其作品英译本及其主要英译者葛浩文受到特别关注，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以及“翻译”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也被广泛讨论。在“莫言热”形成的同时，海内外学界也有批判和质疑的声音。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迅速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文学界的焦点。如何理性地看待这一事件，进而反思“诺奖”与中国的渊源关系，在“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从鲁迅到莫言”研讨会上，多学科学者呈现了不同观点的论争：孙郁提出莫言与鲁迅是一个有意味的研究课题；马海良提出从鲁迅的“立人”到莫言的“活人”；刘洪涛提出莫言小说与中国乡土文学的两个传统；张志忠提出从鲁迅到莫言的乡村表述；赵白生梳理了诺奖评委的中国情结；车槿山考察了从法国到中国的诺奖尴尬；蒋原伦阐述了诺奖的权威性与合法性；王坤宇分析了莫言获奖的内在动因与时代因素。这在缓解中国百年文学“诺奖情结”的同时，尤其引发了学界对莫言获奖原因的思考。温儒敏认为，题材独特、文化体察、想象力、讲故事且讲法奇诡新异、评审圈所熟悉、地缘、修补关系等７个方面与莫言获奖有密切联系。庄森认为，莫言获奖的重要原因是其小说中蕴含“自由思想”这一普适价值理念，表现在写作的自由立场、个性张扬的人物形象、超越意识形态的具有批判精神的历史观和道德观等方面。李钧认为，莫言小说的新历史主义主题、扎根于民族传统和民间社会的创作方法、艺术的独创性和思想的深刻性是莫言斩获诺奖的深层原因。赵奎英认为，“莫言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那不同凡响的语言风格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陈晓明则专门阐述莫言获奖的中国意义，认为莫言的创作具有很强的介入性和超越性，体现了深刻而独特的世界观以及不懈的创新精神和旺盛的创作力。莫言获奖提升了中国文学的信心，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各方的不同反应，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和批评本身具有启发性的参照价值，对于认识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以及“中国形象”塑造和文化软实力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莫言作品的成功英译对他获得“诺奖”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思考莫言获奖原因的过程中，翻译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从莫言获诺奖看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作家、译家和评论家三家谈”的学术峰会，集中讨论了莫言作品的成功之处、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翻译之于莫言的意义等问题。谢天振分析了莫言作品翻译成功的因素，指出“接受环境”的重要性，并进一步强调要“关注到文化的跨国、跨民族、跨语言的传播方式、途径、接受心态等翻译行为以外的种种因素”。《红高粱家族》的翻译以及莫言作品主要英译者葛浩文，尤其受到关注。有的研究者充分肯定葛浩文的翻译变通，认为以忠实为准则的灵活变通在传达原文“形”与“神”的同时，也有利于目标语读者的理解，“是‘忠实’与‘背叛’的完美结合”。有的研究者则从葛浩文英译本《红高粱家族》出发，探讨方言翻译中存在的失准和不充分现象，认为特色方言词汇和句法在英译之后没有体现原著中所传达的高密文化特点或文化氛围。还有的研究者则认为，葛浩文英译策略是“以读者为中心”，最大特点是删节和改写。另外，对葛浩文的关注还表现在翻译风格层面。邵璐从《生死疲劳》英译本出发探究译者的文体风格，指出采取对文化负载词进行删减与“字面忠实”的方法，可降低目标文本在目标语言文化中的受阻性，同时凸显中国文化和语言特质，传达异域风情瑏瑠。史国强以英译本《丰乳肥臀》为例说明葛浩文的翻译紧扣原文，其高超的翻译技巧并没有稀释原文的文化、修辞、词法等信息，采取了有取有舍、“隐”与“不隐”的态度。还有的研究者则从莫言小说英译本中的语言形式、强调斜体词等方面来考察，指出“葛氏所译莫言小说英译本均具有明显的美国英语原创文本特征”。
延伸开来，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以及“翻译”的角色问题也被广泛讨论。如有的研究者从莫言获得“诺奖”中寻找中国文学作品翻译的启示，进而寻找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途径，认为文学作品的成功翻译是作者、译者、出版社等“赞助人”之间合作的产物，应重视出版社、作家协会等具有“赞助人”色彩的机构等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并进一步强调译者发掘和培养的重要性。无疑，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历程中，“翻译”日益重要。这一问题，表面属于技术处理层面，实则关涉人文话语内涵，尤其对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自信意义重大。
在“诺奖”之后的“莫言热”中，学界同样也有批判和质疑的声音。李建军认为莫言作品“缺乏基本的伦理精神，缺乏照亮人心的思想光芒，缺乏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所说的‘理想倾向’”，获奖在很大程度上是评委根据“象征性文本”误读的结果。德国学者顾彬更是批评莫言“无思想”“无个性”，他接受采访时说：“在中国有许多更好的作家，他们不那么著名，是因为他们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也没有葛浩文这样一位杰出的美国翻译家。”“莫言的最主要问题是他没有思想。”“他描写了他自己痛苦经历过的50年代及其他，并采用宏伟壮丽的画面。但我本人觉得这无聊之至。”其实，这样的批评也表现出全球化语境下的“差异”和“对话”。
在莫言与“诺奖”的复杂关系中，不管是肯定性还是质疑甚至否定，都不能忽略一个“讲故事的人”所讲的故事。在被称为诺贝尔奖讲演的《讲故事的人》中，莫言展示了成长经历、文学创作及制度与个人的种种问题。在陈思和看来，讲演中的系列故事内含着三个主题：第一部分的主题是母亲，揭示出作家人格是在母亲给予的向上（向善）的血缘力量与现实影响中向下堕落的人性力量的持久较量之中成就的；第二部分表现了莫言创作所代表的理想倾向，乃是有异于诺贝尔文学奖“正统”的来自生命本源和民间大地的理想，它延续了左拉、拉伯雷、马尔克斯等一系列优秀作家的传统，亦为中国作家的生存智慧和岗位意识所决定；第三部分的三个故事分别代表了人如何求真、求善、求美，体现了莫言对于个人与集体、个人的价值和宗教的思考，是一种自我“故事”与道德担当的结合。莫言的演讲没有发表宣言式的理论主张，没有阐述对世界的看法，没有直接回应海内外的舆论，一切均在故事中。陈思和认为，莫言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因为讲故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至今日，莫言研究的关键与核心仍然在于他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又是怎样去讲述的。
二、世界文学话语中的莫言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莫言创作的世界性因素受到研究者的格外重视。与此同步，世界文学话语中的莫言研究更加醒目，他与马尔克斯、福克纳以及村上春树、川端康成等作家的比较研究热度上升。
对于莫言小说所包含的世界性因素，有研究者指出，莫言对红色与血腥、酷刑与死亡等残酷体验、矛盾人生的描写以及强烈的民间“审丑”式写作思维，体现了具有世界性的“恶魔性因素”；而莫言“杂语喧嚣的语言特质，多声部交响的文本结构，信手拈来的中式狂欢意象，融会于文本肌质之内的狂欢化思维方式和消解权威的狂欢文化品格，都展露出蕴含在他那丰富驳杂的叙事艺术中的狂欢情结”，与巴赫金的“狂欢化”在表现形式和精神气质上都有共通之处。有的研究者从巴赫金诗学角度来研究莫言小说的复调叙事，认为莫言小说“以对话来沟通人与自我、人与他者、人与世界的联系，让人物以对话的姿态面向世界、面向自我与他者发声”，而“对话使人们被理性所遮蔽的内心世界的复杂多样得以充分凸显，使莫言小说在汪洋恣肆的叙事话语中呈现多音齐鸣的复调韵律，由此构建起一个众声喧哗的复调艺术世界”。也有研究者认为，莫言的小说在民族化叙事中包含着世界意识的表达，他在传奇志怪的写法中融合了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大胆奇谲的想象中包含着“荒诞主义”，瑰丽隐晦的意象与西方的“象征主义”也有同工之处，其创作是“西方现代写作技巧的中国化实践”。还有的研究者试图辨析“莫言的世界和世界的莫言”，认为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文本”和“文学性”转向以及对结构艺术的现代追求都对莫言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并且彰显了独特的中国式写作经验。延伸开来，全球化及其对话语境下的“中国文学”，本身就是“世界文学”。“文化自信”的本质特征即在于与“自我”和“他者”的“对话”，莫言及其文学世界的意义也在这里。其实从《红高粱家族》开始，莫言已经奠定了同时面向“自我”和“他者”的“对话性”特征，其创作正是在“先锋”中“逃离”、在“寻根”中“扎根”。
莫言与世界作家的关系主要集中在与马尔克斯、福克纳以及村上春树、川端康成等作家的创作风格方面的比较研究。众所周知，莫言创作中的女性形象尤为突出，所以有的研究者便对马尔克斯与莫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系统比较：首先，莫言与马尔克斯创作手法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及其积极的女性观使得他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具有可比性；其次，以《百年孤独》《丰乳肥臀》等作品为例，通过其中的“魔幻女性”“母性形象”“叛逆女性”的比较，揭示出塑造女性形象的相似性；最后，着眼于女性形象背后的文化意蕴及其对于“女性崇拜”以及“根性缺失”的阐释，可以认为“两位作家以女性为依托，为男性树立了榜样”。对莫言与马尔克斯的“魔幻小说”，有研究者在探源魔幻写作思想的基础上，系统比较他们魔幻小说的“多维主题”“多重意象”“多元叙事”和“历史性关照”。还有的研究者选取《生死疲劳》和《百年孤独》进行比较分析，探讨莫言在叙事模式、土著观念运用以及写实性方面对魔幻现实主义的接受与发展。
除了马尔克斯，莫言和福克纳的对比研究也得到凸显。有的研究者从伦理学角度探讨莫言与福克纳小说故土情结的成因及表现，认为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都融入了作家对故乡的特殊情结，“承载了作家丰盈的故乡记忆”，“但他们的故土情结已经远远超越了故土藩篱，指向整个人类社会”。也有的研究者立足故乡题材进行对比研究，从历史叙述、地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方面分析福克纳和莫言的“故乡神话”，认为“无论是‘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还是‘高密东北乡’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特定文化内涵的社会缩影”。有的研究者则着重于福克纳与莫言作品中的悲剧女性形象比较，认为他们笔下的悲剧女性都是没有自我意识、自我身份、自我话语的男权社会的牺牲品，但在悲剧成因、悲惨程度等方面又存在差异。根源在于两位作家的女性观不同，福克纳的女性观充满矛盾性，而莫言的女性观则更为积极瑏瑠。还有的研究者将研究重心放在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以及莫言对福克纳的接受和创新方面，认为在文学地理、寓言故事的叙事方式等层面，福克纳对莫言具有很大影响；而莫言则吸取福克纳的人本质的探索，并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方面发展了福克纳的观点，提出了“把坏人当好人写，把好人当坏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的理念。
除了被莫言称为“两座灼热的高炉”的马尔克斯和福克纳，同为亚洲作家且同样获得“诺奖”的川端康成以及多次被“诺奖”提名的村上春树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有的研究者以莫言与川端康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为对象，比较二者不同的美、性爱、命运、死亡及其审美成因。文章指出，川端康成认为女性是美的象征，女性和男性具有平等的人格地位；而在莫言笔下，“女性身上美好的品质和独特的个性都是建立在一种符合中国传统男性价值标准的基础上，女性自身的反抗、叛逆乃至服从，都是在她生活圈中社会普遍认同的男性道德价值观的范围内。女性的才华和独特之处也只是对男性的一种衬托”。有的研究者比较考察了川端康成与莫言的文学风格，认为前者是日本新感觉派代表作家，继承了日本文学传统，追求和式物哀之美，具有唯美主义倾向和特点；后者是中国先锋派作家代表，反映时代历史进程，充满狂放不羁的想象力和强烈的现实冲击力，感知之敏锐与形象之怪诞独树一帜。前者充分调动自然，后者充分利用民俗。莫言和川端康成的文学风格虽然各异，但他们的创作都是立足于民族文学传统。
在村上春树与莫言的比较研究方面，黑古一夫以“介入”为中心解读村上春树《1q84》与莫言《蛙》的差异。他认为，村上春树虽然尝试从“超然”到“介入”的转换，但是他的“介入”被狭隘化为“人与人的联系”，“社会参与”“政治参与”等重要部分被忽视，而莫言的“介入”则很好地包括了文学与政治两个层面，因此莫言的《蛙》更具有现实性和批判性，这也成为莫言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还有的学者分别以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和村上春树的成名作《且听风吟》为例比较二者的小说风格，认为前者以讲述故事为特色，后者以语言革命为追求。对蒲松龄志怪小说的发掘和“以译养文”的持之以恒，分别是莫言和村上完善自己的重要手段。比较而言，林少华则更加注重二者的相似性研究。他认为，虽然莫言与村上春树在题材和文体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但二者在文学创作中的“善恶中间地带”、采取的民间视角与边缘人立场以及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等方面具有相通之处。他认为，莫言与村上春树都可以称得上是“文体家”，二者的比喻修辞在“陌生化、幽默、通感和诗化倾向”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相对于国内的莫言研究热潮，莫言作品的海外接受研究日益显著，尤其在获得“诺奖”之后更为明显。其实自1986年以来，日本学界就开始关注莫言。“诺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曾在多种场合高度评价莫言，认为他是中国最有实力的“诺奖”候选人。莫言各个时期作品的译者井口晃、藤井省三、吉田富夫等，也有不同的评价。另外，作为与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同为“诺奖”候选人并最终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莫言，在获奖后自然引起日本媒体和大众的广泛关注。有的研究者从学界、媒介以及大众层面考察莫言在日本的接受和反应，认为莫言在日本经历了最初的否定和批判，到以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中国农民作家的形象植根日本民众心目，最终成为受大众欢迎的独具中国魅力的作家这样一个曲折过程。日本各界的评价与接受状况，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日本对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认知。按照宁明的研究，欧美学界从１９８９年起就开始关注莫言。综合分析莫言作品在海外的销售情况和读者评论可以看出其海外接受状况：读者对莫言在叙事方面的不断求变普遍持肯定态度；莫言作品描写的中国普通家庭的命运动荡、人生际遇，尤其蕴藏的中国历史、文化让海外读者耳目一新，为他们了解中国打开一扇窗；其中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细节描写以及营造出的强烈的色彩和画面感对海外读者极富吸引力。而令他们无法接受的方面有：作品中过多的暴力、丑陋场景让西方读者无法接受，甚至无法完成阅读；故事内容甚至人物形象、人物姓名等背后隐含的社会政治、文化要素等，常让西方读者误读以致放弃阅读；中国小说中常用的重复、意象等常让西方读者不能理解，最终也放弃对作品进一步探索的可能。显然，当代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事件中可以得到诸多启示。
三、莫言与中国叙事传统
在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被深入讨论的同时，莫言与中国叙事传统的关系进一步引发学术界的重视。与此相关，莫言与蒲松龄及其对《聊斋志异》的继承、与鲁迅精神及其转换以及与其他本土作家的比较研究日益受到关注。
莫言的创作吸收了东西方的文学精神，而为他提供其丰富文化资源的最终是中国悠久的叙事传统，而这最终决定其基本的艺术思维方式、选材特征、叙述方式和语义结构，甚至于整体的审美风格。季红真分析了莫言小说与中国叙事的密切关系，认为“莫言继承了神话思维开启的艺术想象的一脉传统，借助泛神论的原始宗教，升华出自己‘朴素的庄严’的美学理想，并建立起自己质朴而瑰丽的大地诗学。六朝志怪到《聊斋志异》影响了他取材的向度，唐传奇的‘叙事婉转，文辞华艳’决定了他质朴而瑰丽的文风，宋人平话至明清小说启发了他作为说书人的自觉，几部古典名著从人物到叙事技巧都渗透在他小说的骨骼肌肤中，而元曲、明清传奇、民间说唱艺术与近代兴起的故乡戏剧茂腔，则从人物故事场景、叙事策略到语言形式全面造就了他的小说文体”。有的研究者着重考察中国叙事传统之于莫言的意义，认为莫言的创作离不开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和中国传统叙事的融合，而“狂欢化的语言、独特的叙事视角和腔调、粗野泼辣的民间英雄以及中国缩影式的高密东北乡”，又是莫言对中国叙事传统的发展。还有的研究者从中国叙事传统元素入手，认为莫言的小说充满了鬼魅之气，通过人与鬼、现实与鬼域的对比，以不同于现代史观的鬼魂视角链接起历史和人情，既承续了传统鬼话小说的艺术经验，又在时代文化的共性中呈现个人创造。该研究者进一步认为，莫言小说还体现出中国叙事传统中的“创世纪神话”：从《秋水》到《白狗秋千架》和《马驹横穿沼泽》，莫言建构着高密东北乡的“创世纪”。由传奇、现实而神话，每一次都将笔触更深地探入人类思维和文化的源头。莫言与中国叙事传统的演进，也是不断超越自我而逐步呈现人类学的普遍意义。
在与中国叙事传统的关联上，莫言与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最为密切。这不仅来自于他自己多次公开的宣言，更来自于他具体文本之间的渊源。有的研究者认为，他们都遭遇人生苦难并在苦难中升华，都呈现出对古齐文化的继承和对鲁文化中儒家伦理道德的颠覆与僭越，表现为作品人物的自由叛逆精神以及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主题又集中在爱情、亲情、死亡以及批判现实等方面。莫言在对蒲松龄学习的同时不断创新，体现出现代性品格。有的研究者认为，莫言的创作自觉继承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在向蒲松龄学习并汲取《聊斋志异》创作资源的同时，加大了魔幻叙事的比重，他“通过中国式的魔幻叙事，创作了一个又一个当代文化寓言，并在汲取诸多‘现代’元素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还有的研究者在比较中认为，“莫言小说失却了《聊斋志异》的精致小巧细腻，但也别开生面，具有为后者所不具备的开阔大气与世界性眼光”。关于《聊斋志异》对莫言小说的具体而直接的影响，从长篇小说《生死疲劳》《酒国》以及相关短篇小说中，不难发现其中的聊斋式元素。更为明显的是，“莫言在创作中经常运用的轮回观念、动物意象、鬼神情节都能在《聊斋志异》中找到类似的痕迹。莫言对这类‘聊斋’元素的运用和发挥，使其作品带有一种亦真亦幻、荒诞离奇的魔幻色彩”。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之外，莫言最为欣赏的是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并从曹雪芹身世出发把《红楼梦》看作“大悲悯”的典范，视之为一部“挽歌”。所以莫言与《红楼梦》的渊源关系也值得深入研究，尤其在家族小说叙事传统方面可以揭示一条新线索。
除了古典文学传统，莫言与现代文学精神的传承和转换引起新的关注，其中莫言与鲁迅的比较研究成为热点。立足于宏观比较的视野，有学者从“现实与魔幻的交融”的角度切入论题，认为“莫言的小说创作，更多的是来自以蒲松龄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的隐匿传统；同时他在艺术手法和现实精神上，也直接继承了鲁迅等新文学作家对于小说创作魔幻与现实的双重建构，并做了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更有学者直接提出“莫言对鲁迅传统的继承与创新”，认为“与鲁迅相遇”是莫言小说继承中国化叙事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吃人”的主题、“看客”的发展与深化以及对乡土小说的超越，构成莫言对鲁迅传统继承与创新的诸多方面。还有的研究集中于莫言与鲁迅写作之“主体精神”的“家族性相似”方面；也有学者认为，鲁迅的“启蒙主义”与莫言的“作为老百姓写作”在内在精神联系上一脉相承，共同构成近百年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当然也有研究者提出恰恰相反的意见，着眼于莫言与鲁迅精神传统的分离，认为所谓的继承是建立在误读基础之上。“莫言先是用每个人都有的性格缺点、阴暗心理解构了‘启蒙者’的存在，继而又用潜存于人体内的‘动物性’取代了‘国民性’，从而把鲁迅在‘五四’时期所开创的启蒙主义传统，悄无声息地改写成了‘食色性也者’的传统。因此说，与其说莫言是鲁迅创作思想的继承、发扬者，不如说是叛逆、断裂者更为合适。”相对于概观性的比较研究，具体文本个案之间的对比性与互文性的阐释更有针对性。比如，《狂人日记》与《酒国》之间的“吃人”意象和“吃人”叙事的对应分析。再比如，《故乡》对《白狗秋千架》的影响研究，“《白狗秋千架》的创作立场、故事模式、结构模式、故乡想象、底层生命关注、希望思索、返乡书写和文学独行精神等，都与《故乡》潜存着微妙的对话关系”。有的还涉及到《孔乙己》与《冰雪美人》、《一件小事》与《丑兵》、《药》与《灵药》之间的联系。其实，莫言的《枯河》《拇指铐》《檀香刑》等文本与鲁迅的《阿ｑ正传》《药》《示众》等文本间的关系也需要深化研究。相对于鲁迅着力表现的“看客”，莫言则着力于表现“施刑者”。
在莫言的鲁迅阅读史和文学阅读史中，他对《铸剑》的评价最高。从1960年代以来，无论怎样的阅读，他都一再声称“最喜欢《铸剑》”并认为“超过了那个时代的所有小说，也超过了鲁迅自己的其他小说”。《铸剑》给莫言带来了非同寻常的“启迪”意义。吴福辉从莫言谈《铸剑》的文章说起，认为莫言把“复仇”和“鲁迅精神”并置，归纳出《铸剑》的美学意味。《铸剑》对人生涵义的语言象征般的启示，集中在“黑衣人形象”身上。尤其是那个集合了莫言全部精神和灵魂的《透明的红萝卜》中的“小黑孩”，仿佛是眉间尺和黑衣人的复合体。莫言将美和残酷相结合的表现，令人回味到《铸剑》的黑色之魅。张志忠认为，莫言与《铸剑》之间有着说不完的情缘，两者之间存在着逻辑线索和密切关系。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的荆轲》是向《铸剑》的致敬之作，荆轲形象的塑造不仅有黑衣人的影子，也是作家自我的精神写照。也有研究者具体比较《铸剑》与莫言的《月光斩》，认为后者在故事框架、情节、主题等方面都与前者具有相关性。还有的研究者进一步阐释《铸剑》之于莫言的意义，认为鲁迅的“铸剑”对莫言的“打铁”情结影响深远，鲁迅的“复仇精神”转换为莫言的“生命伦理”。从鲁迅到莫言，不仅延伸出创作主体意识的独特性，而且可以寻绎出现代文学精神的传统性延续和创造性转换的线索。
除了与鲁迅的关系引发研究热潮外，莫言与其他本土作家的比较研究也日益显现。比如“十七年文学”在文学范式的继承、民魂的讴歌和民间资源的挖掘与利用等方面对莫言小说创作的影响，莫言与沈从文的民间创作之比较（“高密东北乡”和“湘西”），莫言与张炜的民间立场之比较（“知识分子叙述者”和“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莫言与陈忠实的女性观念之比较（充满生命的张力和男权社会的附属），莫言与王小波的刑罚叙述之比较（“精细的惨烈”与狂欢化和“戏谑的游戏”与黑色幽默）等等。而且，莫言还多次提及阅读赵树理、张爱玲、金庸、汪曾祺等作家作品的感受和体验甚至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尤其与赵树理的关系研究更有待于深入展开，比如以“问题小说”和“民间立场”为核心的比较考察等。此外，近几年程光炜所做的“莫言家世考证”系列研究也独具特色，这样的研究模式，在整体性的莫言研究史尤其在拉开时空距离之后的未来时代及其后世学人的莫言研究中，将愈益显示其重要意义。
四、莫言作品整体观及其再解读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出色的翻译固然不可忽视，但作家自身的创作永远是根本。“诺奖”之后，研究者继续深入文本内部，立足文本细读和辨析，从整体性及其叙事等层面探究莫言作品呈现出来的独特性和普遍性。
首先是对莫言作品的整体性研究。贺立华从童年记忆、文学境界、男性视角三个层面切入，认为莫言关于饥饿、孤独、屈辱、恐惧的童年记忆是其小说创作的丰富库存；创作的三十多年跨越了天马行空、大地歌唱和灵魂忏悔三重境界；对女性的赞美使莫言的作品潜含着温情和对爱的渴望。张志忠着重于阐述莫言为中国农民立言的精神特征，认为“在审美特性上，基于乡村世界的生命浑融所形成的艺术感觉和象征意象的营造；在价值评判上，在残酷、血腥、艰辛无比的生存境遇中张扬生命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莫言的小说正好印证了20世纪中国农民的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生生不息，追求不已。这就是文学化了的中国特色中国经验，堪与世界文学对话”。张清华则把莫言置于新文学谱系性的整体观视野，认为从鲁迅到莫言，新文学的几代作家共同创造了乡村世界与农业文明的哀歌和挽歌，以莫言为标志，这种整体性经验的处理成为了最后的文学景观；莫言传承了鲁迅和五四作家的国民性批判的主题，但是又将这一延续变得更为丰富和多维，这是百年新文学的精神脉系所在；在历经启蒙主义写作、革命文学之后，以莫言为代表的当代作家重新找回了民间文化的价值与立场，以此将当代文学推向了更为宽广的美学空间。有的研究者从莫言文学创作自身原型作了探讨，指出：“莫言立足于自身原型，通过自我与超我的融合，创作了一系列小说中的‘我’，……令小说中的‘我’超越了现实生活原型”。还有的研究者以“感物”与“感悟”这一研究视角为切入点，分析莫言创作中的感觉与悟性，认为莫言小说的叙事策略很多时候是“运用感性的甚至是想象的方式去表达某种或种种生活经验或生命体验，在看似非合理、非常理甚至怪诞、变形的叙述中影射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客观存在。在各种感觉、直觉、情绪和想象交互而自由的流动中，讲述者随心所欲的观察、旁逸斜出的思维及信马由缰的诉说所呈现出来的是鲜活灵动、缤纷芜杂的生活原生态”。显然，新文学视野中的莫言作品研究及其整体观视角将愈益重要。
其次，莫言创作中的“幻觉现实主义”重新被重视。有研究者认为，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受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启示并得以超越。“他的小说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狂放敏锐的感觉，汪洋恣肆的语言，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创造了一个基于幻觉之上的现实和历史世界，对‘猪圈生活’进行了深刻而无情的揭露与嘲讽。”张瑞英认为，莫言小说中的“荒诞”与“魔幻”是他“通过对平凡世界、日常生活别有会心的独特感觉、体验、咂摸甚至想象，赋予了荒诞这一概念以独有的认识意义和价值内涵。在莫言的小说世界中，荒诞不仅仅是一种表现技巧，也不仅仅是离奇怪诞的内容，更体现为一种对生命、对生活深入体会与认识后所产生的‘魔幻’感”。还有研究者认为，莫言的虚幻现实主义是“融合新感觉主义、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西方艺术流派以及中国民间文化和文学质素”的结果。谢有顺则从具体文本出发，深入辨析其“感觉的象征世界”，认为《檀香刑》之后的莫言并非回归传统，而是继续其现代小说写作。“传统小说没有把感觉观念化、象征化的实践，感觉象征化是现代小说的独特标志。《檀香刑》之前，莫言感觉的狂放，更多是停留在具象化和物质化的层面，《檀香刑》之后，莫言将这种感觉巨型化和象征化了。”陈晓明也通过对小说《木匠和狗》的解读，深入辨析“乡村自然史”中所包含的现代主义观念和方法，提出“中国现代主义的在地性”问题。或许，从文学特质出发，从文本细读入手，才能不断接近并阐释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
第三，莫言作品的文本叙事研究进一步深化。张学军从叙事层面重新细读文本，通过叙述者、官方和民间三个角度分析《天堂蒜薹之歌》的叙事结构，从多重文本与意象叙事角度分析《酒国》的结构艺术，从反复叙事中的灵魂审判的视角切入《蛙》的结构艺术。张瑞英从“炮孩子”“世说新语”的角度，创新性地阐释了《四十一炮》“时空错综而有条理，枝蔓繁多而不紊乱，布局大气却不乏生动的细节描述”的“叙事神理”。也有的研究者以《丰乳肥臀》《蛙》为例对莫言的“苦难叙事”作了分析，以《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中的英雄形象为中心，探讨莫言小说的叙事策略与审美风格，还有的论述了莫言小说中的“动物叙事”及其审美意蕴和文学价值，有的论述了莫言小说中的“身体叙事”及其类型，有的论者从莫言不同时期的小说创作的分析入手，论述了其小说创作儿童叙述视角和叙事方式的转型等等。可以说，叙事研究是回归文本自身的重要途径，也是理解莫言艺术创造的重要环节。
不可否认，莫言研究已经达到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也走到一个新的临界点。进而言之，还有哪些学术空间？张志忠认为，在莫言研究成为显学的背景下，对莫言文本的细读，对莫言阅读史、莫言与山东和胶东半岛地域文化关系的深度考察，都是有可能取得新开拓的方面。还有莫言海外传播研究的语种扩大化问题，会涉及到对莫言原创性的评价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性的借鉴。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2012年10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至今，时隔５年的“间歇期”，伴随着2017年９月开始陆续问世的莫言新作，莫言研究已经引发新的关注，也必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迈入新的阶段。
基金项目：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团队项目“海内外文化论争中的‘莫言现象’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
本文原刊于《山东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