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莫言的鲁迅阅读史和文学阅读史中，对于《铸剑》的评价最高。鲁迅的“铸剑”描写对莫言的“打铁”情结影响深远，“铸剑”是叙事的缘起也是显示人物命运的有效载体，“打铁”是叙事的语境也是延伸人物命运的有效场景。尤其在《姑妈的宝刀》和《月光斩》中，不仅有外在形式的移植，更有内在思想的启示。鲁迅的“复仇精神”转换为莫言的“生命伦理”，生命主体从“生”的“对立”到“死”的“一体”，从“复仇”起始至仇恨消弥，实现了对“复仇精神”的阐释、解构和发展，而其中又深刻蕴含着对“自我”的“憎恶”。从鲁迅到莫言，不仅延伸出鲜明的主体意识，而且可以寻绎出现代文学精神在当代的传统性延续和创造性转换的线索。
关键词：鲁迅《铸剑》；莫言；复仇精神；生命伦理
莫言曾经这样评价《铸剑》：“其瑰奇的风格和丰沛的意象，令我浮想联翩，终生受益。截止到今日，记不得读过《铸剑》多少遍，但每次重读都有新鲜感。可见好的作品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耐得重读。你明明知道一切，甚至可以背诵，但你还是能在阅读时得到快乐和启迪。一个作家，一辈子能写出一篇这样的作品其实就够了”[1]。在莫言的文学阅读史中，这不能不说是最高的评价。从1960年代阅读《铸剑》[2]，到1988年读研究生班时专门为其写下阅读感受《月光如水照缁衣》并称其为“鲁迅最好的小说，也是中国最好的小说”[3]，到1996年写下的《读鲁迅杂感》中的特别强调《铸剑》[4]，再到2006年的对话《说不尽的鲁迅》中的“最喜欢《铸剑》”并认为“超过了那个时代的所有小说，也超过了鲁迅自己的其他小说”[5]。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怎样的阅读都不改对于《铸剑》的初衷。那么，《铸剑》到底给莫言带来了什么“启迪”，《铸剑》之于莫言的“意义”究竟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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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鲁迅的“铸剑”描写与莫言的“打铁”情结
《铸剑》中眉间尺的父亲是世上无二的铸剑名工，因王妃抱铁柱受孕而生下一块纯青透明的铁，故不幸被大王召选铸剑。历经三年精神，锻炼雌雄两剑。深知献剑之日，就是命丧之时，由于王的猜疑和残忍，第一个用血饲剑之人必是自身，所以只献雌剑，留下雄剑以待遗腹子复仇之用。显然，“铸剑”也属于“打铁”的范围，只不过这不是锻打一块普通的铁，而是铸造一块非凡的“纯青透明”的“异宝”。相对于鲁迅的细腻深刻的“铸剑”描写，莫言的“打铁”情结尤为醒目。
在莫言的创作历程中，对“打铁”仿佛情有独钟。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老铁匠和小铁匠的“打铁”场景淋漓尽致：“桥洞里黑烟散尽，炉火正旺，紫红色的老铁匠用一把长长的铁钳子把一根烧得发白透亮的钢钻子从炉里夹出来，钻子尖上‘噼噼’地爆着耀眼的钢花。老铁匠把钻子放在铁砧上，用小叫锤敲了一下铁砧的边缘，铁砧清脆地回答着他。他的左手操着长把铁钳，铁钳夹着钻子，钻子按着他的意思翻滚着；右手的小叫锤很快地敲着钢钻。他的小锤敲到哪儿，独眼小铁匠的十八磅大铁锤就打到哪儿[6]。之所以详细展示这一情景，是因为莫言的“打铁”情结实在深厚。《丰乳肥臀》中作为铁匠妻子的上官吕氏，实际上打铁的技术比丈夫还要强许多，只要看到铁与火，就热血沸腾、肌肉暴突。面对孱弱不堪的男性，上官吕氏不禁长叹“菩萨阿，天主啊，上官家的老祖宗都是咬铁嚼钢的汉子，怎么养出了这样一些窝囊子孙！”[7]这也在暗示出，面对20世纪中国“铁与火”的历史进程，上官家族的女性/母性将要迸发出怎样倔强而坚韧的生命力量。同时也对照暗示出，上官家族唯一的香火传人和家族希望一上官金童又将会呈现出怎样后退而柔弱的精神侏儒性。这里，已经铺设出并奠定了叙事推进的基调。《生死疲劳》中西门闹的第一次生命转换形态是“驴折腾”，呼应的自然是中国社会的“瞎折腾”。在单干户蓝脸带着西门驴上蹄铁之时，面对的还是铁匠铺。老铁匠浑身干燥，身上的水分好像已被多年的炉火烤干;小铁匠汗流浃背，身上的水分仿佛很快就会流光。在小锤和大锤的锻打下，“砧子上的铁犹如一块烂泥，随便他们师徒二人塑造成什么形状”[8]。“他们用了抽一袋烟的工夫，就将一副马蹄铁改造成了驴蹄铁。”[9]当老铁匠一再夸赞西门驴的优质品相时，小铁匠一再强调的却是国营农场的“东方红”拖拉机和“康拜因”收割机。固守铁匠铺的老铁匠心事重重，也只能悲凉地面对小铁匠的所谓的“锦绣前程”，两代铁匠的分裂和传统手艺的流失已经在所难免。此时此刻钉过蹄铁的西门驴路遇曾经做过驴贩的陈区长，或许正是出于对驴的喜好，区长承诺允许蓝脸暂时不入社而是与合作社展开竞争。其实在这里，既成为蓝脸面对洪泰岳的威逼利诱而依然坚持单干的依据之一，也为后面的西门驴的悲惨命运埋下了沉重的伏笔一因为为区长所役使而折断驴蹄，进而为合作社的饥民所疯狂砍杀。于是也才有了此后的西门闹的其他诸类生命形态一“牛犟劲”“猪撒欢”“狗精神”以及短暂的“猴戏”悲剧及其“大头儿”的异常姿态。曾经的西门闹由于被暴力镇压而希求转世以探究竟，而转世形态又大多承受着几乎重复的暴力结局，历史的“转折”与“发展”和人性的“改造”与“进步”就这样呈现出来。
在鲁迅笔下，“铸剑”既是叙事的缘起也是显示人物命运的有效载体，比如眉间尺和“黑色人”都是用所铸之剑顺势砍下自身头颅并王的头颅而实现终极的“复仇”使命。在莫言笔下，“打铁”既是叙事的语境也是延伸人物命运的有效场景，比如“黑孩”的迥异的反抗不仅是孩子方式的也有“黑色人”的元素，比如“上官家族”中的生命强力表现和生命伦理意识，比如“西门家族”中的生命形态转换与善恶伦理观念，在在都有“打铁”的因由。虽然说“打铁”情结与莫言的农村生活经历密不可分，或者说直接就是来源于其生活历程及其当时的农村生活状况和生产结构，但是每每触及于此又都充满丰厚的隐喻，其中可见鲁迅《铸剑》的影子。尤其在《姑妈的宝刀》和《月光斩》中，这种“影子”已经趋于清晰。
“娘啊娘，娘/把我嫁给什么人都行/千万别把我嫁给铁匠/他的指甲缝里有灰/他的眼里泪汪汪”，这是《姑妈的宝刀》中的开篇“民歌”，也正是从“铁匠”入手演绎出“宝刀”的故事。每年的麦收时节，铁匠老韩一行三人便来到村头，不仅为乡民打造出实用的铁具，更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姑妈及其三个女儿，即是这道风景中的主角。就在一个铁匠炉周围空前热闹的大集市中，姑妈穿戴整洁来到炉前，异常冷静地要求铁匠打刀。并且从怀里摸出一条四棱的银灰色铁，同时从腰里像抽出一束丝帛一样抽出一柄银亮的刀作为样板。此时此刻，技艺精湛的老铁匠，脸色阴沉，神色全无。不仅不敢接刀，而且用双手捧了那块银灰色铁，恭恭敬敬送到姑妈面前，弯腰点首：“老人家，俺是些粗拉铁匠，打打锨镢二齿钩子，混几口窝窝头吃罢了，请您老高抬贵手”[10]。姑妈的表现是，把刀弯起缠到腰里，伸手接铁揣回怀里，说完“好铁匠都死净了吗？”即转身离去。铁匠们当晚卷铺盖走人，再也没有回来。据村人传言，“那是一柄缅刀，杀人不见血，吹毛寸断，一般铁匠如何打得出？”[11]其实在这里，即便能够打出第二把同样的宝刀，铁匠也不会去打。为什么这样？《铸剑》早就作了回答。相对于姑妈提供的银灰色铁，眉间尺的父亲提供的是一块纯青透明的铁，这都不是一般的原材料意义上的“铁”，而是打造宝物的不凡前提。无论宝剑还是宝刀，其宝贵价值并不在于无法效仿而在于如何保持其惟一性存在。所以，大王必须杀掉眉间尺的父亲以保障此剑世间无二，献剑之日也就是命尽之时（也才有了后续的独特的“雄剑”复仇计划。“姑妈的宝刀”同样暗示出这一点。老铁匠不愧久经江湖，凭技术他不是不能打出同样的宝刀，而是不会逞强好胜也不敢去触犯既成的江湖规矩。老铁匠的离开不但不是因自身无能而怕丢人现眼，恰恰是有意为之的激流勇退。他敏锐地感知着生命的安危，瞬间意识到其中的风险，同样的宝刀出现之时便是自身生命终结之日。从这个意义上说，眉间尺的父亲和老铁匠皆为世事洞明之人，只不过前者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后者则是明知可为而不为之。其实，从中也可以体会鲁迅和莫言内在灵魂及其主体意识的巨大差异。这不仅仅是历史语境和时空转换的原因，更是个体命运和个性稟赋使然。
与《姑妈的宝刀》相呼应，《月光斩》中的铁匠父子就是充满犹豫之后作出命定的选择，在打造出绝世宝刀之时而气绝身亡。脱胎并承接着《铸剑》，《月光斩》以表弟讲故事的方式，实现着对“眉间尺”的致敬。《铸剑》中的“眉间尺”与父亲“大王”、“黑色人”均是身首分离，《月光斩》中的县委刘副书记也被发现身首异处。相对于前者发生的明证状态，后者的发生更为离奇玄虚一断头处仿佛用烙铁烙过又仿佛用速冻技术处理过一样平整，而且没有一点血迹，即便高级的破案专家也大惑不解。耐人寻味的是，他们的关注焦点并不是刘副书记被谁所杀和为什么被杀这样的关键问题，而是聚焦于罪犯到底用什么样的凶器才能这样干净利索地不留血迹。于是，传说中的“月光斩”也就隆重出场。
《铸剑》中造成三位当事者身首分离的是那纯青透明的“雄剑”，《月光斩》中造成刘副书记身首异处的是被称作“月光斩”的宝刀。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之时，两位右派专家“任你行”和“令狐退”被要求把火化炉改造成炼钢炉，结果意想不到地仅仅炼出一小块纯蓝的钢，如作者所言，“就像国王的妃子抱了钢柱而受孕产下来的那块铁一样玄妙”[12]。这块“纯蓝的钢”其实就是那块“纯青透明的铁”，这不仅是对《铸剑》的直接响应，也为后续的进一步回应作出铺垫。虽然费尽原材料的周折，但炼出的却是不满一勺的钢水。“这是真正的金属的精华，七道凌厉的蓝光直冲云霄，有七颗流星沿着蓝光落到钢水勺里，它们在降落时，金光与蓝光剧烈磨擦，放射出刺目的强光，并散发出浓烈得让人昏迷的烧冰的香气。”[13]虽说“烧冰”是少年游戏，但《铸剑》中眉间尺的父亲经过七天七夜炼出的剑在炉底中恰恰也是“纯青的，透明的，正像两条冰”[14]。显然，在模具里放出幽蓝光芒的“那块钢”同样是类似“铸剑”的“异宝”。
有了这样的“钢”就必须要有慧眼识别的“铁匠”，否则不过是一块废物。此时也就有了“文革”期间铁匠父子与怀抱黑色包裏的姑娘之间关于“那块钢”和“月光斩”宝刀的故事。当姑娘揭开层层包裏亮出“好钢”之时，“被烟熏火燎得黝黑的铁匠铺子顿时被一种幽蓝的光芒照亮，四面的墙壁和房顶，仿佛都刷了一层明亮的釉彩，焕发出动人的光芒。铁匠兄弟们都忘记了喝粥，捧着碗，张大嘴，眼睛直愣愣地瞪着那块钢”。[15]面对姑娘提供的材料和图纸样本，铁匠三兄弟关心的是加工费和材料的真伪，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姑娘准备离开之时，老铁匠则眼力超常，遂抱拳作揖赔礼道歉“儿子们出语无状，多有得罪。我们是些土铁匠，锻打个掀、镢、镰、锄，混碗苞谷粥糊口罢了。这样的宝物，您还是另请高明吧。”[16]老铁匠不愧历经沧桑，善于避实就虚。面对婉言谢绝，姑娘也只能悲叹“都说李铁匠家祖上是为康熙大帝打过屠龙宝刀的御用铁匠，原来不过尔尔。”遂收拾包裏，准备再次失望而归。就在门口消失的一刹那，老铁匠悲凉地问其哪里去，回答是“我把这块钢，扔到南湾里去，让它沉没到游泥中，永远不见天日”。[17]如果没有好铁匠，即便好钢也枉然，如果不能被识相重用，倒不如绝望地隐藏。
经过犹豫之后，老铁匠作出艰难的选择，也是命定的抉断。“回来，姑娘，这是我的命，逃是逃不过的。”[18]这又何尝不是眉间尺父亲的抉择呢，因为献剑的一天就是命尽的日子，恰恰因为功成而不能身退，进而被丧生。尽管深刻清醒，也在劫难逃，仍然义无反顾“你不要悲哀。这是无法逃避的。眼泪决不能洗掉运命。”[19]莫言深得并延伸鲁迅之神韵，姑娘的目光惊喜“我知道你不会放过它的，一个好铁匠，总是盼望着这样的钢出世，然后，用奇特的方式，使它服从自己的意志，变成一把宝刀。”[20]有所不同的是，眉间尺的父亲为自己的一去不回而准备好了将来复仇的雄剑，而老铁匠则做好了以身炼刀或者以刀弑身的准备。老铁匠把包裏放在祖宗牌位前三跪九叩以求保佑，并咬破中指以血祭钢，再用十倍于一般钢铁的时间烧透那块蓝钢。“当爷儿们用头号大钳把那蓝钢抬到铁砧子上时，铁匠铺里变成了冰一样透明的世界。”[21]虽然是猛烈而有序的锻打，却没有声音发出，也没有火星溅出，甚至于最终无影无形，“因为那砧子上似乎什么都没有，好像那块奇异的蓝钢，被铁匠父子们打成了空气，或者打成了光，涂抹到这房间里的所有物体上”。[22]既然老铁匠以血祭钢方能锻钢打刀，那么姑娘也必须以血祭刀方能使刀显形。她咬破右手中指，血滴铁砧而宝刀显现；她咬破左手中指，血滴宝刀如同珍珠落冰。宝刀的存在，就在此清晰与朦胧中交替。这把宝刀的名字就叫“月光斩”。当铁匠父子将它交与姑娘之时，即气绝而亡。这既是身体耗尽精力的结果，也是宝物不可锻造的后果，更是命运定数选择的结局。追根溯源，眉间尺的父亲“铸剑”过程中的景象也是骇人听闻，与此异曲同工。经过三年铸炼，在最末次开炉之日，景象异常。“晔拉拉地腾上一道白气的时候，地面也觉得动摇。那白气到天半便变成白云，罩住了这处所，渐渐现出绯红颜色，映得一切都如桃花。我家的漆黑的炉子里，是躺着通红的两把剑。你父亲用井华水慢慢地滴下去，那剑嘶嘶地吼着，慢慢转成青色了。这样地七日七夜，就看不见了剑，仔细看时，却还在炉底里，纯青的，透明的，正像两条冰。”[23]鲁迅《铸剑》中“铸剑”的处所变成“绯红颜色”，莫言《月光斩》中“打刀”的铁匠铺变成浅蓝颜色，“屋子里的人和物，都仿佛远古时的物体，被凝固在一块浅蓝的琥珀里”。[24]《铸剑》中是用“水”来让“剑”显现《月光斩》中是用“血”来让“刀”现形。而最终炼成的“剑”或打成的“刀”，则都像“冰”一样。至于“铸剑”名工和“铁匠”父子在完成使命之后随即而亡的表现，虽然方式不同，实则本质无异，都是无可逃避的命定选择。显然，莫言的灵感来自于鲁迅的资源。
回到《月光斩》中刘副书记虽身首分离而平整光滑不留血迹的问题，至此就有了明确答案“只有用‘月光斩’砍人首级，才能滴血不出，才能茬口如熨过的‘的确良’布料一样平滑。”[25]虽然紧接着便是对这一事件的怀疑和否定，但是真假难辨，特意去掩饰的往往又是真实发生的。而且，“我”在给表弟回复的邮件中特别强调“你若回去，一定代我去眉间尺的坟前烧两箔纸钱。”[26]这是“我”对“眉间尺”的认同和祭奠，更是莫言对鲁迅的承继和致敬。
可以断言，鲁迅的“铸剑”对于莫言的“打铁”具有深刻的影响意义。不仅是外在的表现和形式的移植，更有内在的启示和思想的转换。其间的细节对照与呼应，不仅源于莫言的生活土壤，更有鲁迅的精神资源。
二、鲁迅的“复仇精神”与莫言的“生命伦理”
《铸剑》中的眉间尺本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面对一只令人生厌的落入水缸的硕鼠，在杀伐和拯救之间无比纠结，优柔寡断之善良性情异常醒目。在其突然得知自身还要承担“复仇”使命之时，生命轨迹瞬间转换。于自我感觉中，一夜之间直达成年，于是，青衣青剑跨出家门。然而，复仇之路又绝非想象“一个孩子突然跑过来，几乎碰着他背上的剑尖，使他吓出了一身汗”；“他怕那看不见的雄剑伤了人，不敢挤进去（人丛中）；然而人们却又在背后拥上来。他只得婉转地退避”；更有甚者，“但他只走得五六步，就跌了一个倒栽葱，因为有人突然捏住了他的一只脚。这一跌又正压在一个干瘪脸的少年身上；他正怕剑尖伤了他，吃惊地起来看的时候，肋下就挨了很重的两拳”。不但被少年扭住不放、要求抵命，而且又遭受闲人们的笑骂和附和。“眉间尺遇到了这样的敌人，真是怒不得，笑不得，只觉得无聊，却又脱身不得。”[27]一路看来，这哪里是一个“复仇者”，分明是一个“多余者”。非但无法复仇，反而需要拯救。事件的转机在于“黑色人”的出现，“黑须黑眼睛，瘦得如铁”的“黑色人”并不言语，只是冷冷一笑便解决问题。与其说“眉间尺”是“复仇者”，倒不如说“黑色人”才是“复仇者”。或者说，“复仇者”的主体已经自然间发生了转换。在这个过程中，“眉间尺”只是“复仇”的“中介”。
对于天生就稟有“复仇”使命的眉间尺而言，他本来属于最不适合“复仇”的性格，也最不具备“复仇”的条件，并毫无进行“复仇”的准备。然而，既然命定如此，也就只能直奔结果，只有选择最为简单的复仇方式。那就是不计成本和任何代价，为“复仇”而“复仇”。“黑色人”启蒙并且成全“眉间尺”的，正是这样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复仇”，或者说，这才是一种真正彻底的“复仇精神”。其间甚至已经不再关心此前的“是非分明”，而只注重“复仇”的“结果”。也不再考虑或者已经没有“复仇之后”，而是聚焦于如何彻底地“同归于尽”。于是，眉间尺自愿响应“黑色人”的提议，无需核实甚至在根本无从知晓“复仇”过程的情况下，便一脱此前的优柔寡断而毫无犹豫地献出自己的“剑”和“头”。这在莫言看来，“其勇敢程度，并不亚于手刃仇敌，甚至还要难上数倍”。[28]
凡是暴君，除了无聊，就是发怒，除了杀戮，别无他好。“黑色人”深谙此情此世，于是投国王之所好，用眉间尺的头对其诱杀。面对金鼎沸水中歌舞的头颅，王的本性显露无遗。就在其感觉似曾相识之时，“黑色人”迅即掣出青剑斩落王头。于是，金鼎之中，两头沸水中死战。就在“眉间尺”处于下风、无法“复仇”之时，“黑色人”毅然决然地顺势劈下自己的头颅，加入混战。“黑色人”与“眉间尺”联合作战，最终置“王”于死地“待到知道了王头确已断气，便四目相视，微微一笑，随即合上眼睛，仰面朝天，沉到水底里去了。”[29]这样的“复仇”本就已经极为独特，甚至完全可以以此作为结束也并无瑕疵。然而，更为发人深省的还在后面。金鼎之中，昔日的“王”、“复仇”的“眉间尺”、狭路相逢的“黑色人”，在沸水和争战中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任凭武士们如何打捞，任凭上自王后下至弄臣们如何辨别，都无法分离出哪是真正的王头。于是出于最为慎重妥善的考虑，“只能将三个头骨都和王的身体放在金棺里落葬”；于是在国葬的灵车中，“上载金棺，棺里面藏着三个头和一个身体”；于是，“怕那两个大逆不道的逆贼的魂灵，此时也和王一同享受祭礼，然而也无法可施”。[30]即便实现了“复仇”，也要继续获得“复仇”后的“荣耀”，尽管无意于此，也要让“王”不再是“王”，除此之外仿佛别无他途。这样的“复仇精神”不仅绝无仅有，更是绝对彻底，是对暴力和专制的绝对否定。
《铸剑》的“同归于尽”的“复仇”“形式”深深打动了莫言，使其长久地感叹于“这篇小说深刻的内涵、丰富的象征和瑰奇的艺术魅力”[31]。《铸剑》的“归为一体”的“复仇”“结果”，更是深化浸润于莫言的创作。《红高粱家族》中，在各派势力以“抗日”之名混战之后，结果是“千人坟”的发现。裂开的大坟周围站着一些人，一个个面露恐怖之色。我挤进圈里，看见了坟坑里那些骨架，那些重见天日的骷髅。他们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谁是日本兵、谁是伪军、谁是百姓，只怕省委书记也辨别不清了。各种头盖骨都是一个形状，密密地挤在一个坑里，完全平等地被同样的雨水浇灌着。稀疏的雨点凄凉地敲打着青白的骷髅，发出入木三分的刻毒声响。仰着的骷髅里都盛满了雨水，清冽，冰冷，像窖藏经年的高粱酒浆。……乡亲们把飞出去的骨殖捡回来，扔回坟墓中的人的头骨堆里。我眼前一眩，定睛再看时，坟坑里竟有数十个类狗的头骨。再后来，我发现人的头骨与狗的头骨几乎没有区别，坟坑里只有一片短浅的模糊白光。……乡亲们把死人的骨骸毫不珍惜地扔进墓穴，骨殖相碰，断裂破碎。我把那半个人头骨扔下去。……我把狗头骨扔进裂开的坟墓。重新修筑好的‘千人坟’和没劈开前的一模一样。”[32]生时立场鲜明、分割对立，死后归为一体、合为一处，这样的生命形态明显具有《铸剑》“复仇”“结果”的影子。哪里还有“历史主义”的“正方”和“反方”，而只有“伦理主义”的“一视同仁”。《生死疲劳》中，经过“驴折腾”、“牛犟劲”、“猪撒欢”到“狗精神”尾声之时，几十年间的人、事、物渐趋平静。蓝脸那块坚持了五十年没有动摇的一亩六分地，几乎成了专用墓地。“西门闹和白氏葬在这里，你娘葬在这里，驴葬在这里，牛葬在这里，猪葬在这里，我的狗娘葬在这里，西门金龙葬在这里。没有坟墓的地方，长满了野草。这块地，第一次荒芜了。”[33]接下来，蓝脸又为自己和其他诸位预留了合适位置。最后，“狗”和蓝脸几乎同步进入墓圹。“遵照爹的遗嘱，我们将缸里的麦子、绿豆和口袋里的谷子、荞麦以及梁上吊着的玉米，抛撒到爹的墓穴里。……我们也在狗的墓穴里抛撒了一些粮食，尽管爹的遗嘱里没有这一条。我们斟酌再三，还是违背了爹的遗愿，在他的墓前立了一块墓碑，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34]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恩恩怨怨，随着最终的“归为一处”而烟消云散，正所谓“人将死恩仇并泯”。这是对于生命有限的大悲悯，亦是对于人生去处的终极关切。正如一次次地轮回转世，目的并不在于鸣冤复仇，而是日益消弥仇恨。如果心怀仇恨转世为人，人间的恶恶循环将有始无终。西门闹从当初的被仇恨所充满，到日趋平静，几度轮回而转世成大头儿蓝千岁，其间的斗争对抗不断减弱，而自由精神愈益彰显，没有了仇恨，才能安心地叙述。人为什么要转世，不仅仅为讨回公道（事实是没有也根本无法讨回公道），更是为“向善”的转化。人为善良而转世，为修身成善而转世，“善”是内在核心意旨，这是“生命伦理”的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
从鲁迅的《铸剑》中，莫言读出了多层面的“复仇精神”。“黑衣人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我将其与鲁迅联系在一起，觉得那就是鲁迅精神的写照，他超越了愤怒，极度的绝望。他厌恶敌人，更厌恶自己。他同情弱者，更同情所谓的强者。一个连自己都厌恶的人，才能真正做到无所畏惧。真正的复仇未必是手刃仇敌，而是与仇者同归于尽。”[35]所以，当眉间尺称呼“黑色人”为“义士”并称其“同情于我们孤儿寡母”时，黑色人的表情严冷“你不要用这称呼来冤枉我”，“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36]一切都是虚无和绝望，没有其他，就是“只不过要给你报仇”这么简单。所以，“他所着力追求的，就是如何置敌于死命的战斗策略和方法”。[37]《生死疲劳》中，蓝脸、洪泰岳、西门金龙构成了互为对立的关系：西门金龙与蓝脸和洪泰岳是“变”与“不变”的对立；蓝脸与洪泰岳则是“不变”与“不变”的对立。其实与蓝脸的毕生坚持自己心目中的“单干”一样，洪泰岳自始至终都在坚持自己心目中的“革命”。从性格的坚执和信仰的坚持来看，二人并无二致，甚至洪泰岳更加坚定和执著。而西门金龙的最大特点就是多变，或者美其名曰“与时俱进”。所以，洪泰岳不但无法理解蓝脸的选择，更加不能理解西门金龙所走的道路。面对西门金龙从“入社”时的追随，到“文革”时的批斗，再到“改革”时的巨变，洪泰岳的最大敌人已经不再是蓝脸，而是逐步转换为西门金龙。于是，在迎春的葬礼上，洪泰岳选择了采用爆炸方式与西门金龙同归于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复仇”。
《铸剑》中，当眉间尺试图询问“为什么给我去报仇”时，黑色人如此回答“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38]真正的憎恶，其实是“憎恶自己”，真正的“复仇”也同时是对自我的“复仇”。在《酒国》中，作为小说中的小说和文本中的文本，酒博士兼业余作家李一斗的创作构成整部作品的核心，其中聚焦展现“酒国”的图景，强化了作为一部文化批判之作的特征。经过了对“酒精”的文化批判、对“肉孩”的买卖和杀戮、“神童”的游戏和暴九“驴街”的吃喝哲学、一尺英豪”的酒是“国家机器”的判断、“烹饪课”中吃的艺米“猿酒”的酒精神、“酒城”的酒天下之后，便是作为结局的“第十章”。在这一章中，各种主要角色悉数到场，莫言、李一斗、余一尺、金部长等等，遂使得故事真假难辨，看似虚构实则真实。尤其是其中的分裂的两个“我”，实在让“我”感到厌恶。[39]而对“自我”的厌恶，才是最根本的“人性”反思和文化批判。从1918年作《狂人日记》到1927年写《答有恒先生》，在深入“诊察”“杀戮的恐怖”和“妄想的破灭”之后，鲁迅深知，“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40]《酒国》不仅回应了近百年前的文化主题，其实也从内在精神上接续着鲁迅思想及其灵魂的幽深。其中的“莫言”，又何尝不是充满拷问和分裂的灵魂。“我像一只寄居蟹，而莫言是我寄居的外壳。”[41]对照《酒国》，这里就不仅仅是叙事视角的问题，而是历史、文化和人性的立场问题。
《铸剑》的“复仇”过程中的相关情节也影响到莫言创作的细节。“眉间尺”砍下自己的头颅、“黑色人”砍下国王和自己的头颅，都是干净利落得毫无感觉《擅香刑》中赵甲执刑砍下“戊戌六君子”的头，也是干净利落得没有痛苦。前者是由于雄剑的奇特和内心的决绝，后者是由于技艺的高超和内心的敬意。然而，脱离了身体的头颅均能继续生命的表现和精神的张扬。“黑色人”高高举起“眉间尺”的头，“那头是秀眉长眼，皓齿红唇;脸带笑容；头发蓬松，正如青烟一阵”。[42]而且，在金鼎中上浮下沉、唱歌舞蹈。赵甲也是举着刘光第的头颅，“刘大人的头双眼圆睁，双眉倒竖，牙齿错动，发出了咯咯吱吱的声响。赵甲深信，刘大人的头脑，还在继续地运转，他的眼睛，肯定还能看到自己。……他看到，刘大人的眼睛里，迸出了几点泪珠，然后便渐渐地黯淡，仿佛着了水的火炭，缓慢地失去了光彩”。[43]金鼎中先是两颗头颅的生死对决，继而是三颗头颅的生死混战，其间依然伴随着斗争的智慧和勇气，最终偃旗息鼓、气定神闲。“戊戌六君子”被执刑后，百姓议论纷纷，“人们传说刘光第的脑袋被砍掉之后，眼睛流着泪，嘴里还高喊皇上。谭嗣同的头脱离了脖子，还高声地吟诵了一首七言绝句……”[44]这些半真半假的民间话语，不仅为赵甲及其刽子手职业带来巨大声誉，而且传进宫廷，为即将到来的更大荣耀铺平了道路。显然，砍头“六君子”不是《檀香刑》的主体，但却为后续主体“檀香刑”的发生和实施奠定了基础。而这些铺垫中的细节呈现，无疑流露着《铸剑》的余韵。
在鲁迅的《铸剑》和莫言的创作关系中，生命主体从“生”的“对立”到“死”的“一体”，从“复仇”起始至仇恨的消弥，实现了对“复仇精神”的阐释、解构和发展。而其中的关键环节，又深刻蕴含着对“自我”的“憎恶’。“当三个头颅煮成一锅汤后，谁是正义谁是非正义的，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他们互相追逐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好人坏人的区别。”[45]显然，鲁迅的“复仇精神”转换为莫言的“生命伦理”。进而延伸开来，也就有了莫言所谓的创作原则“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46]
在研究莫言创作的发生线索之时，除了中国民间文化资源和西方文学形式因素外，鲁迅的精神传统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孙郁认为，鲁迅之于莫言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一段特殊的体验使莫言对自己的周边环境有了鲁迅式的看法，或者说开始呼应了鲁迅式的主题。“作者在历史的反顾里，有着太多的类似鲁迅式的笔法，且不说是有意的模仿还是潜心的创造。”[47]从宏观的比较研究和个案的互文阐释来看，如果说鲁迅与莫言具备多层面的比较意义的话，那么最根本的意义还是体现在鲁迅的《铸剑》及其延伸性影响。从《铸剑》中，莫言读出了现代小说的核心质素和鲁迅先生的一贯精神，并将其转换、分解、内化于自身的创作主体意识中，以此而论，鲁迅的《铸剑》之于莫言具有无可比拟的意义。显然，鲁迅与莫言都是具有鲜明而强烈的主体意识的作家。以《铸剑》为切入点，似乎可以寻绎出一条从鲁迅到莫言的关于现代文学精神在当代的传统性延续和创造性转换的线索。
注释 ：
[1][2][3][4]莫言《会唱歌的墙》，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页，第120页，第36页，第120页。
[5]莫言《莫言对话新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6]莫言《欢乐》，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7]莫言《丰乳肥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8][9]莫言《生死疲劳》，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第30页。
[10]莫言《与大师约会》，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
[11][12][13][15][16][17]莫言《与大师约会》，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第436页，第436页，第439页，第440页,第440页。
[14]鲁迅《铸剑》，《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版，第369页。
[18][20][21][22][24][25][26]莫言《与大师约会》，第440页，第440页，第441页，第442页，第441页，第443页，第444页。[19][23]鲁迅《铸剑》，《鲁迅全集》（第1卷），第369页，第369页。
[27][29][30]鲁迅《铸剑》，《鲁迅全集》（第1卷），第372-373页，第382页，第385页。[28][31]莫言《会唱歌的墙》，第36页，第35页。
[32]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193页。
[33][34]莫言《生死疲劳》，第508页，第514页。
[35]莫言《莫言对话新录》，第193页。
[36][38]鲁迅《铸剑》，《鲁迅全集》（第1卷），第374页，第375页。[37]莫言《会唱歌的墙》，第34页。
[39][41]莫言《酒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311页，第311页。
[40]鲁迅《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版，第388-389页。
[42]鲁迅《铸剑》，《鲁迅全集》第1卷，第378页。
[43][44]莫言《檀香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213页，第213页。
[45]莫言《莫言对话新录》，第193页。
[46]莫言《用耳朵阅读》，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255页。
[47]孙郁《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莫言创作的主体意识研究”批准号:15cwxj07)的阶段性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编号：13&zd122)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原刊于《东岳论丛》2016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