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沉重的少年往事,悲凉的历史记忆,是莫言从事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但他并不以一味地倾诉苦难为旨归,而是将淤积心底的个人记忆转化成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记忆,赋予其强大的艺术想象力和精神创化。莫言的创作经验包含:“残酷叙事”与精神超越、想象力对童年故事的改造、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对文学本性的坚守、对人物灵魂的揭示与拷问。这对中国文学普遍需要解决的 “苦难体验如何转化为精神创新的资源”的难题,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 莫言 文化记忆 精神超越 灵魂拷问
沉重的少年往事与历史记忆、饥饿与孤独的体验,是莫言从事文学创作的出发点,但他并不以一味地倾诉苦难为旨归,而是将淤积心底的个人记忆转化成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记忆,将透辟的写实能力与天马行空般的艺术想象力融汇为一体,将往事升华为深沉而迷人的华彩乐章。本文着眼于莫言文学创作的经验,阐述苦难体验如何转化为精神创新的有效资源,并拓展出极富魅力的艺术世界。面对近代以来沉重纷繁的民族历史的记忆,如何从这座世界瞩目的富矿中开掘和生成丰厚的思想成果,总结中国经验、凝聚中国特色,莫言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沉重的记忆与历史之问
对苦难的体验如何转化为精神创新的资源,生发出具有人类思想文化高度的精神成果,是一个摆在诸多作家和人文学者面前的课题,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关键,莫言的文学经验恰恰在这一点上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中国近代史曾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悲剧,积淀了太多的民族悲情。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戊戌变法的夭折,八国联军入侵,直至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日俄战争 …… 通过这一个个节点,展开了中华民族近代史跌宕起伏的进程。辛亥革命终结了数千年的封建帝制,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却仍然充满内忧外患,在革命、战争、动乱中踉跄前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激起了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对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的热烈向往,凝聚了最普泛的社会阶层的拥戴,但发展之路并不平坦。改革开放峰回路转,走出了历史的低谷,进入充满理想气息的80年代,乡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带来了田野上新的希望;市场经济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随着社会利益的分化,人际关系的冷漠、官商勾结的腐化也随之而生,成为新的发展难题。历史和现实,都充满了戏剧化和故事性,为作家创作和人文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足够的资源。但是,要把这些历史和现实的材料和资源,经过沉潜思索,实现创造性转化,却是一个严峻的难题。我们决不能盲目地乐观自大,放弃对自我和民族经历的风雨沧桑的反省和总结。
这是中国作家和学人必须面对和解答的难题。苦难记忆不会自动地生成为人类思想和艺术的成果,它考验着人们的智慧和远见,如何将矿石炼成纯钢,如何从沙砾中筛选出黄金,不可 能 一 蹴 而 就。对 于 文 学 而 言,在回望岁月沧桑的同时,还要求把思索、追问与情感、形象 等熔接在一起。就当下而言,我们所取得的人文思想与文学艺术的成 就,相较民族和个人丰厚的历史记忆,是远远不相称的;真正的思想大 师、艺术大师,一定是自觉地以浩瀚的人类文明成果与个人的非凡智慧,激活沉甸甸的历史记忆,彰显精神魅力和民族情怀, 登上世界文 化与文学的高峰。
二、成长的痛苦与认同的危机
莫言个人的乡村生活经验有非常惨痛的一面,少年时期对饥饿和孤独的体验是其创作的两大资源。童年的饥饿记忆,少年失学的痛苦,过早参加农村劳动,过早进入成人世界的不适应感,超出身体承受能力的繁重劳动,孤独的心灵世界与精神压抑,乃至莫言自陈因为面相丑而遭同龄人嫌弃,因为多嘴多舌而被周围人排斥,这构成了莫言成长中的创伤记忆。还有少年莫言无法完全理解的政治因素:因为家庭成分是上中农而形成的政治压力,不得不在乡村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管家几兄弟想要争取报名参军的机会而屡屡受挫。莫言是家中的第三个男孩,虽然年龄最小,却不曾受到宠爱,相反,因为家境贫寒,父亲的严厉管教和母亲的无暇顾及,也因为自己的少不更事、惹是生非,他成为家中的 “多余人”。凡此种种,少年莫言饱尝艰辛。莫言小学毕业,被剥夺了升入中学读书的机会,被迫辍学之后,当同龄的孩子都在学校读书,莫言经常一个人赶着生产队的羊从学校外边走过,他经常感到一种深深的孤独。在莫言与王尧的对话中,他这样说:“我赶了羊回来,看到过去的同学站在桌子上打架,玻璃被砸的没有一片是完整的,自己心里很感寂寞,非常痛苦,想起《半夜鸡叫》高玉宝我要读书等事情来,田野上一上午看不到人,就唱歌啊,喊叫啊,感觉到了很多难以言传的东西。”
小小年纪就脱离了儿童的朋友圈,径直闯入成年人的世界,让莫言产生强烈的认同危机。所谓认同危机,源自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对于人生成长不同阶段之认同需要的学说。如果莫言能够和同龄人一道,一起升入中学读书,就会有一个 “同龄人共同体”,更有利于他从青春期顺利地向成人世界过渡,而莫言却需要独自面对这样的认同难题,产生同一性混乱和认同危机,他生命的和心理的复杂体验远远胜过同龄人,这是他感受到生命孤独的深层蕴含。
就社会发展而言,莫言从出生到参军入伍之前经历的乡村生活这一时段,也是中国社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阶段。大饥荒造成的严重食物短缺,给莫言留下刻骨铭心的饥饿记忆。然后是 “文化大革命”,风云跌宕,在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生活等诸多方面,都变化频仍,这就更加剧了少年莫言的认知难度和认同危机,成长的烦恼后来成为他进行文学创作的丰厚资源。
莫言比常人承受的羞辱和苦难要多很多,但是,他的文学创作并不是简单的诉苦,而是经过情感发酵和心灵升腾,将高粱酿成美酒。那么,莫言是如何将个人体验和历史记忆、不羁想象和乡间传说、民族痛史和农民品格博采广收,在探索民族的心灵史的同时,又对文学自身予以变革和创新,形成自己的文学个性的呢?
三、残酷叙事:背景与指向
莫言有足够的勇气去直视既往,袒露创伤。同时,在对乡村生活细节的精细刻画和对社会矛盾的透辟揭示的同时,警惕简单地摹写现实, 也不会以常见的极富煽情性的“苦情戏”换取读者的眼泪。他总是在寻找一种超越的力量和方式,将苦难作为人的精神的测试剂,藉此去展现人们承受苦难、超越苦难的精神力量。
莫言的创作不回避生活的苦难和残酷,因此被评论者指认为“残酷叙事”、“苦难叙事”。莫言的作品在当代作家中,当属于最不好读之列,除了写法上的问题,主要是他经常会将血腥、暴力的描写推向极致,铺排地描写血肉横飞的场面,让善良而稚弱的、有洁癖的人不忍卒读。《红高粱》中,罗汉大爷遭受活剥人皮的酷刑,被割下来的耳朵掉在地上,还在活蹦乱跳。《檀香刑》简直是一部中国古代的酷刑大全,斩首、腰斩、凌迟、阎王闩、檀香刑,被一一陈述出来。这样的描写有些匪夷所思,但是,莫言的残酷叙事其实是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的残酷的激烈反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的血腥残暴,在史书和诗文中屡有记载: 《尚书》云 “血流漂杵”,《史记》记载 “秦坑赵卒四十万”,明成祖朱棣 “灭十族”,明末清初的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 “文字狱”,再到历朝历代的“酷吏”名录以及他们发明的酷刑,都是令人震撼的惨剧。鲁迅自称,他的《狂人日记》得名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但是比后者 “忧愤深广”,面对沉重得令人窒息的“吃人”历史,其忧愤何以复加? 在姜淑梅的《乱时候,穷时候》一书中,就记述了20世纪上半叶山东巨野地面上发生的种种血腥事件,土匪围困攻打村围子,日本鬼子屠杀乡民,以及违背人伦而杀人者被点天灯、骑木驴,踩着战场上的尸体逃难的故事。在同为山东作家的张炜的《古船》和苗长水的 《犁越芳冢》中,都有40年代后期的血腥暴力的故事。说到“残酷叙事”, 莫言愤愤不平地说:
对于我们这种经受过苦难的人,见过苦难的场面的人来讲,我觉得是有责任把它写出来,不这样的话,不足以惊醒世人。就像甲流的时候给打疫苗一样,我的小说有一种疫苗的作用,我给你注射上一针恶的疫苗,一针暴力的疫苗,然后让你将来对这种暴力有一种抵抗力。否则的话,你到了社会上,碰到这样的事件你会感觉到不可收拾,非常失望,甚至绝望。只有你认识到我们人如果到了一个不正常的环境里会变的非常可怕,非常坏,你有这样的精神准备,才可以更加宽容地对别人,理解别 人,才可以逐渐地适应这个社会。
莫言曾说,《檀香刑》中残暴场面的描写,“是小说艺术的必要,而不是我的心理需要”;“暴露了人类灵魂深处丑陋凶残的一面,当然也鞭挞了专制社会中统治者依靠酷刑维持黑暗统治的野蛮手段。”
放开视野来看,日常生活中常人所不愿意触及的、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残酷,可能正是审美和艺术创造的独特领域。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曾论述商周青铜器之饕餮兽纹的 “狞厉的美”,惊叹它的神秘森严、狰狞恐怖的美;鲁迅评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残酷的天才”,而且分辨说: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 是 “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
读莫言的作品, 在残酷、暴力、苦难、血腥的描写中,经常会有让人的心理受到强烈刺激的段落。但是,透过这些描写,他的作品中经常涌动着的,是对于中国农民的自由精神的一种推重和倡扬,是红高粱地上飞翔的自由精灵。《红高粱》中的活剥人皮,没有扑灭反抗的火焰,却激起了我爷爷我奶奶们的决死抗战,打响了更为惨烈的墨水河大桥伏击战。《檀香刑》的主人公,究竟是那位反复渲染其酷刑操作的刽子手赵甲,还是义和团起义的英雄、猫腔艺人孙丙? 面对这举世罕见的刑罚,孙丙本来是可以逃脱的,小山子自愿冒名顶替他去死,丐帮首领朱八爷也率众前往救他出狱。但孙丙拒绝了救援,自愿地走向刑场。直到檀木柱子贯穿了他的身体,孙丙仍然对监刑的袁世凯和德国人破口大骂,志 气不倒。这部作品的所有头绪、所有情节,都是为了最后的致命一击,前面反复渲染过的所有的酷刑都失效了,让人回想到一句古语,“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四、想象力与大痛苦
莫言在展现个人的苦难记忆时,非常注重想象和变形的力量,展现苦难与血泪中迸发出来的生命抗争,注重文学创作对生活的超越与升华。少年莫言有一件极为惨痛的往事,为了充饥,莫言从生产队的菜地里拔了一个萝卜,不料却被生产队干部抓住,罚他在人来人往的村口向毛主席像请罪,在上下工经过的乡亲们面前受罚示众;他回到家中,又遭到父亲发怒暴打而几乎丧生。这样惨痛的生活记忆,是莫言心头挥之不去的心灵创伤,将其如实写来,也有足够的戏剧性和感染力,幼小无知的孩子与铁面无情的乡村干部,谨小慎微、持身甚严的父亲因为懵懂无知的小儿子带给家庭的羞辱与潜在的危机而失去理智痛下毒手,一个萝卜引发出一幕现实生活悲剧。但是当它分别出现在 《透明的红萝卜》、《枯河》当中时,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形。
《透明的红萝卜》中的小黑孩儿看到的那个铁匠炉忽明忽暗的炉火映照下的晶莹璀璨的红萝卜,瑰丽神奇,生命力弥满, “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象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象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光芒有长有短,长的如麦芒,短的如睫毛,全是金色 ……”进入文学作品中的这个红萝卜,超越了果腹充饥的肉体需求,成为孤独凄苦的小黑孩儿追求温暖关爱的精神诉求。在极为困窘的生存条件下,小黑孩儿不但表现出顽强的“钝感力”,足以抵御各种伤害和屈辱,而 且具有超凡的心灵追求。他为了重新找到那个凝聚了他对温暖、瑰丽和奇幻的全部向往的“透明的红萝卜”,而将一片菜地里的萝卜全部拔出来一一翻检,这种极端行为产生出强大的心灵冲击力。
莫言为了拔一个萝卜遭受父亲暴打的经历,在 《枯河》中幻化为遭受村支书、哥哥、父亲等多人无情殴打的小虎子,小虎子在遭受惨无人道的暴力摧残时,没有求饶,没有屈服,他选择了自杀,以此抗议人间的冷漠无情。苦难固然是庞然大物,但是即便是幼小的孩子,都不曾被其征服,而是彰显出强悍的生命力量和抗争精神。
这或许就是莫言所言,超凡的想象力是与大痛苦结缘的。2003年 “西湖论剑”,抛给作家的论题是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缺少了点什么?”陈忠实的回答是缺少思想深度,铁凝的答案是缺少谦虚之心和耐烦之心,莫言则将想象力和大痛苦并列: “当代文学最缺的就是想像力! 而没有想像力的文学是一只没有灵魂的狗!”“要创作出大作品,就必须具有天马行空的大精神,经历惊心动魄的大事件,体验触及灵魂的大痛苦!”大事件、大痛苦,对于中国作家来讲,恐怕都有所经历,但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却非莫言莫属,也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标识。
五、愤怒如何出诗人
莫言秉持农民本性而写作,他在坚持为农民立言的同时,不忘文学的审美特性,在原生态的乡村书写中,对文学的表现力进行积极探索。莫言笔下所写,充满了紧张激烈的重大冲突和戏剧性事件,史诗意识由此而生。但莫言的创作,基于百年历史与社会现实的丰厚土壤,又超越了对现实的单纯摹写,以作家强大的精神力量,实现了艺术对历史的改造和传奇化。
莫言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身为在胶东半岛上的高密乡村生活和劳作达20年之久的乡土作家,他对于农民的命运、农村的兴衰有着自觉的关怀和切肤之痛,他的《天堂蒜薹之歌》的创作冲动就缘 起于《大众日报》上的一则新闻报道:山东省苍山县蒜薹丰收成灾,引发农民的非理性行为,当地农民响应县政府的号召大量种植蒜薹,但地方官员最初倡导农民种蒜薹,面对丰收的蒜薹卖不出去时却没有帮助农民积极做好市场推销工作,无所作为、不关心民生疾苦,引发农民的强烈不满和抗争。莫言在回乡探亲期间偶然看到这则报道,激起了他的愤怒,他搁置了正在创作中的家族小说,在为农民伸张正义的激情推涌下,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这部直击社会现实冲突的长篇力作。
莫言在创作中始终有一个很高的艺术尺度,他没有将作品贴着事件的因果关系,写成一部愤世嫉俗的社会问题小说;没有满足于按照事件轮廓去铺演出一幕现实中的沉痛悲剧,而是经过自己的精心构思,把故事的发生地从他所知甚少的鲁西南苍山县搬到他所熟悉的高密东北乡,用自己的乡村生活经验丰富和拓展了它的界面,在作品结构上做出了脱胎换骨的积极探索。在乡村生活场景的延展中,青年农民高羊、高马和金菊的故事构成作品的主线,与蒜薹事件相互交叉,以乡村中长久的日常生活积累起来的重重矛盾,辅之以突发事件激起的狂风巨浪,让作品的底蕴更为充实丰厚。在故事的结构方式上,他借鉴了福克纳 《喧哗与骚动》的经验,将同一个故事由诸多相关人物从各个角度去讲述,互相补充。围绕着蒜薹事件,除了事件亲历者的切身感受,还有天堂县民间说唱艺人瞎子张扣的叙事性说唱,有官方媒体对蒜薹事件的报道和评论,有青年军官在法庭上为肇事农民慷慨激昂进行申辩的 辩护词,从而将这一丰收成灾、谷贱伤农的老故事讲述得摇曳多姿。
在《翱翔》这样仿《聊斋》式的短篇小说中,与贫困伴随的是愚昧和荒凉。两位花样年华的姑娘: 燕燕和杨花, 都是当地的“人尖子”,为了自己没有能力独立完婚的哥哥———一个是年过40岁,还长了一脸大麻子,一个是哑巴,她们用自己的身体做代价,与对方 “换亲”,非常令人叹惋。燕燕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命运而逃婚,本也是人间常事。但莫言的处理却是让她竟然急中生 “技”,腾飞到一棵大松树顶上,形成新的围观,在匪夷所思的情节背后,显示出浓烈的悲愤和哀伤。
六、对人类灵魂的揭示与拷问
在创作进程中,莫言对于拷问灵魂的命题的思考日渐清晰,在切入现实的同时,牢记文学对人性和人类灵魂的揭示与拷问的终极使命。莫言说过,小说是人类灵魂的实验室,展现和拷问人的灵魂,是文学的最高追求。因此,莫言在处理历史风云或者展现现实矛盾的时候,都是盯着人物落墨,从有限的历史进入无限的心灵,从具象的世界开掘出形而上的精神。
《红高粱》中余占鳌与戴凤莲的生死传奇,是由个人的偶发行为上升为 “红高粱精神”,映照出后辈子孙的孱弱无能和“种的退化”。《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为了求证自己的清白,向历史讨回公 道,他不屈 不挠,甘愿忍受地狱里的种种酷刑,拒绝遗忘,拒绝饮用可以忘却一切烦恼的孟婆汤,游地狱,下油锅,接受六道轮回的惩罚,足以泣鬼神而惊天地。但是莫言的笔触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在仇恨与宽恕这一对人类最重要的矛盾之间折冲樽俎,迫使西门闹在六道轮回中实现自我超越,释除狭隘的一己私仇,从而进入新的精神境界,也正好对应了“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知足,身心自在”的佛家偈语。即便是拥有正义性的西门闹,因为其过于执着和焦虑,也会成为一种“贪欲”,才会被阎王爷反复诘问其是否将怨恨消除,以决定是否可以让他重返人间。西门闹的苦难格外沉重,但是其拯救之途又是如此奇特,没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血刃仇敌,没有得到他念兹在兹的判定他一生清白的证明,而是对最沉重的往事和个人的心结展现出宽恕和释然。或许这才是对渐行渐远的历史当中那些错综纠结的恩怨情仇的超越吧。
刘再复曾说: “莫言既有苦难的体验,又充满了灵魂的活力。我们考察一个作家,就要看他有没有灵魂的活力……故乡和摇篮的饥饿贫困苦难造就了他,但他又超越了他的故乡,他写的是普遍的人性,还有普遍的人类生存困境。……从 《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丰乳肥臀》,甚至到《蛙》,都是生命的呼唤,生命的燃烧,生命的大觉醒。所以,在十几年前我就称他为‘最有原创性的生命旗手’”。莫言的创作正是基于历史记忆、社会现实与个人经验,又超越了单纯写实,作家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实现了艺术对生活的改造和升华。
这就关涉到近些年在思想理论界中关于记忆的理论阐述。徐贲和陶东风关于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创伤记忆与心灵 救赎,从西方理论到本土话语,都有精彩的阐述。前事应该如何讲述,个人记忆如何进入大众视野,成为集体记忆,将受到特定时空限定的历史记忆生成为超越性的文化记忆,从而传承和创造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是非常难以做到的。莫言的创作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就在于他在个人往事与世事沧桑、民族历史与文化记忆之间实现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协调和升华。他自称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如本雅明所言,讲故事是在传承共同的经验;莫言“讲故事”,除了具体的人物、情节和故事的起承转合,往往会同时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面上展开叙事,凝结成富有强烈的个人印记和系统特色的象征意象,如“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红高粱”、“檀香刑”、“蛙哇娃娲”等富有生命特征又贴近乡土大地的象征意象,在苦难与血腥中昭示生命的顽强不屈、生生不息,彰显生命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这才是最值得重视的莫言文学创作经验。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