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1981年《春夜雨霏霏》登陆《莲池》开始，到2011年的《蛙》荣获茅盾文学奖，莫言小说创作主体意识经历了三度跃迁。三度跃迁的代表作分别应该是《红高粱》、《檀香刑》和《蛙》。纵观莫言小说创作主体意识30年三度跃迁，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值得研宄者关注:莫言所写的所有坏人里头，没有一个是女人，文本强烈地表现出了作家主体的男性视角，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来看，这是俄狄浦斯情结中恋母情结视角。这是莫言的一种潜意识，这也许与莫言从小获得母爱甚少有关。这种情结的萦绕，总是使莫言的作品潜含着温情和爱的渴望。
关键词: 莫言；主体意识；跃迁；男性视角；恋母情结；温情；爱
从1981年《春夜雨霏霏》登陆《莲池》开始，到2011年的《蛙》荣获茅盾文学奖，莫言小说创作已经走过30年了。三十多年莫言创作了11部长篇，一百多部中短篇。他从不重复自己，每一部作品都力图选取独特的题材、创造独特的结构、塑造独特的人物形象。而且聪明勤奋的莫言的确做到了。粗略梳理莫言三十多年的创作之旅，可以发现作家的创作主体意识经历了三度跃迁。三度跃迁的代表作分别应该是《红高粱》、《檀香刑》和《蛙》。
《红高粱》创作时期，二十多岁的莫言适逢改革开放春潮涌动，经历“文革”10年压抑苦闷已久的莫言热血沸腾，在他写出了几麻袋废纸之后、在他写出了《春夜雨霏霏》、《售棉大道》、《民间音乐》、《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等28部中短篇小说之后，他选取了故乡高密东北乡爷爷奶奶的故事为素材，1986年以《红高粱》为突破口来宣泄内心淤积的万丈激情。小说中的莫言无拘无束、热血鼓荡、汪洋恣肆、一泻千里，满腔热情地张扬人、呼唤人的英雄气——“我相信爷爷奶奶那种精神，过去曾经有过，将来还会有。但现在没有”（莫言语）；与此同时，青年莫言也向世人尽情地展示了青春热血、浪漫激情和卓越的驾驭语言文字的才华。莫言的艺术表现固然受到马尔克斯等现代派作家作品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作家内心强烈的感受和激情使然，他的天马行空般的自由，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自发状态。1988年在高密召开第一次全国莫言作品讨论会时，我曾访问莫言是否在有意识宣扬什么精神？我清楚地记得莫言那诚实的话语——“写的时候真没想那么多，就为了写出来痛快，就像是拉肚子一样痛快，什么西方那些精神都是评论家分析出来的，写作时我根本没看过那类的理论书。”可见《红高粱》的确是作家主体意识自发状态的作品，莫言的姿态是天马行空的，也是居高临下的。《红高粱》具有现代性、也具有启蒙性。
如果说《红高粱》是莫言天马行空的产物，那么《檀香刑》则是莫言平民姿态在大地行走、边走边唱的作品。《檀香刑》发表在2001年，是莫言45岁完稿的。这是《红高粱》诞生20年后的作品。此时已过不惑之年的莫言，功成名就，已成为成熟老到的写手了。以《红高粱家族》、《食草家族》为代表的现代技巧写作被中外文坛誉为“中国现代派作家”的莫言，此时却公开在《檀香刑》后记里宣称“《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的大踏步撤退”。他要撤退到民间，他要把庙堂雅言、用眼睛阅读的小说拉回到小说原本的母体模样，还原成用俗语俚曲说唱式的、广庭大众用耳朵听的艺术，如莫言所说就是要让听众“用耳朵阅读”“全身心的参与”。他成功地化用了高密独有的地方茂腔戏的神韵，采用了话本小说章回体和韵文说唱的形式，成功地塑造了茂腔班主孙丙这位身受酷刑演唱生死大戏的英雄形象和中国文学人物画廊里前所未有的独特的刽子手形象赵甲。创作这部小说期间，莫言被聘为山东大学教授，正在和本人一块带研究生，我发现莫言已经改变了《红高粱》时期居高临下的姿态，他有意识地降低了身段，他给山东大学研究生讲课时说过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我就是农民，就是老百姓，我的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檀香刑》发表后不久，他在南京大学讲学时再次称“我是作为老百姓写作，而不是常说的为老百姓写作。”“只有作为老百姓写作，作品才更容易被理解。”
莫言采用通俗的文学形式，依然不改现代性的追求，甚至比《红高粱》时期对于人、对于中国人，有着更深刻的思考和批判。他以冷峻残酷的刀笔解剖着中国人性的丑陋、愤怒地诅咒残忍地花样翻新地折磨戕害生命的想象力，揭露批判国民阴暗病态的窥视观赏心理。这时期莫言对于国民性、对于人类，显然有着更为自觉的认识与把握。
我们说，莫言从“为老百姓写作”到“作为老百姓写作”，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反映出莫言写作立场的变化，显示了创作主体意识的跃迁，以及关于“人”的观念的深化，这说明作家进入一个成熟期。细究这个转变，我以为源于莫言对于百姓读者、对于民间文化更深的体察和理解，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精髓的理解——“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情”；还有他对过去作品现代小说技巧的反思；也许还有莫言的长兄华东师大中文系高材生管谟贤先生的在莫言《红高粱家族》后期创作时期的提醒一“兄弟，小说探索创新很好，但，可不能写的连我这样的人也读不懂啊”。
《蛙》是继《红高粱》《檀香刑》之后作家主体意识的又一次深度跃迁。这是作家天命之年后的作品了。在2011年9月召开的高密第二次莫言作品讨论会上，有点谢顶的56岁的莫言，显然比初出茅庐誓要“佛头涂粪”的莫言、比23年前第一次讨论会上英姿勃发的青年莫言要沉稳得多，厚道的莫言低调随和，甚至有几分谦卑。但他这次的小说《蛙》却不是歌唱人，不再张扬英雄气，而是在拷问人类，拷问单个人的灵魂，拷问作家自己的灵魂，是一次灵魂的革命，从“作为老百姓写作”到“把自己当罪人写”，这是一次伟大的跨步。“把自己当罪人写”，这是莫言创作30年来，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声音，具有宗教般的忏悔意识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莫言的作品中。尽管在这之前，莫言也说过自己写人物的原则是“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可以说那都是一种写作技巧和手法。但这一次就不仅仅是技巧手法问题了。作家莫言在《蛙》中借给杉谷写信的剧作家蝌蚪之口这样说；“十几年前我就说过，写作时要触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写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现在，我觉得还应该写人生中最尴尬的事，写人生中最狼狈的境地。要把自己放在解剖台上，放在聚光镜下。”“二十多年前，我曾大言不惭地说过：我是为自己写作，为赎罪而写作当然可以算作为自己写作，但还不够；我想，我还应该为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写作，并且也为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写作。我感激他们，因为我每受一次伤害，就会想到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1贯穿全书的几乎都是这种低沉的格调，弥漫着浓重的忏悔意识。
从《红高粱》天马行空的自由挥洒，到行走在民间的《檀香刑》说唱，再到潜入人灵魂的《蛙》的忏悔，莫言开始了悲天悯人，开始对人类生存困境更深的思考，这才是莫言创作的新境界。有无忏悔意识，可以说是一个民族、一个政治组织、一个国家优劣等级的重要尺度之一，这也是一个作家是否能成为世界级作家的重要尺度之一。莫言正向着世界级作家的行列迈进。我不知道曾是解放军大校军官的莫言是否皈依宗教，但他的文本里所表现出宗教情怀，令人肃然起敬。
纵观莫言小说创作30年主体意识的三度跃迁，所创作的百余部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值得研究者关注：莫言所写的所有的坏人里头，没有一个是女人，文本强烈地表现出了作家主体的男性视角，以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来看，这是俄狄浦斯情结中恋母情结视角。这是一种莫言的潜意识，这也许与莫言从小获得母爱甚少有关。所以莫言不光在作品里而且在现实日常生活里都有一种男童恋母的潜在情绪。他十分享受在青年时代同他一块在棉花加工厂打工的结发妻子琴兰的温暖呵护，颇似在寻找母爱。这种情结的萦绕，总是使莫言的作品潜含着温情和爱的渴望。
注：[1]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179.
原文刊载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